中共六大：周恩来夫妇赴莫斯科遇险

周恩来

邓颖超

修复后的六大会场，摄于2016年

俄罗斯旧报纸中的文章："五一村－－中共六大"（现存五一村文化宫图书馆，李颖摄）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这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明确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至于为何要远赴国外召开六大，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27年7月15日，党的五大闭幕两个月后，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残酷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8月，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先后发动和组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但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未认清形势，在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党内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

　　当时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难以找到安全之处开会。不久，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届时中共也将派代表赴会，且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址定于莫斯科南部的“五一村”。

　　“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瞬八十八载风云。原本已破败不堪的会址，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关注下，重新修葺一新，成为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唯一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201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建成仪式上分别致贺词,

　　会址确定后，代表们怎样才能安全到达莫斯科？这在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是个难题。

　　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抵莫，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与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具体负责代表们的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将代表们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从那里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北上满洲里，从那里偷越国境进入苏联，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是走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危险重重，经常会遇到国民党军警特务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踪盘查，应对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险。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经历颇具代表性。邓颖超曾专门撰写《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回忆。那是1928年5月初，周恩来夫妇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当轮船停靠大连码头，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周恩来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他们携带的箱子里却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周恩来回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周恩来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这几个人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对于这些人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完全消除怀疑。在周恩来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仍有日本便衣警察跟踪。邓颖超回忆说：“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

　　两度遇险后，周恩来、邓颖超终于辗转来到哈尔滨，与李立三等人会合，乘火车到达满洲里。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们成功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周恩来夫妇一生多次遇险，但这一次是刻骨铭心的，以至几十年后，邓颖超还能把细节回忆得这么清楚。

　　历时一个多月，到6月中旬，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