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朱德“出太行”，铤而走险

朱德在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聂荣臻、罗瑞卿、萧克等在七大上

七大选举时的大会主席台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七大真正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六大（1928年）到七大，是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其实，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但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过关于准备召集七大的决议。

　　由于当时一直处于极其严酷恶劣的内外战争环境下，且全党对于重大是非问题还未形成一致看法，七大再三推迟。直到1945年整风运动结束后，七大才得以顺利召开。这一开就是50天，也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七大是在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召开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公开、最开放的党代会。但是，战争年代，各地代表来延安开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后不久，代表们即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

　　1940年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第一二九师师部山西潞城北村出发，前去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当时的国共关系还很紧张。朱德夫人、后来也是七大代表的康克清问他：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朱德回答说：不知道。康克清又问：我们两人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分开怎么办？朱德说：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康克清听了，不免有些顾虑。

　　朱德看出康克清的心情，笑着说：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个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反共摩擦不是他的本意。我们处处团结他，争取他，他这次既然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

　　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曾经浴血奋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太行》就是这时写的：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果然对朱德十分友好，专门派人、派车在黄河边上接朱德到洛阳。谈判气氛也很融洽，朱德提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几天后，朱德一行乘火车到西安，几天前刚从延安来的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自六届六中全会后，两人快两年没见面了。这时，有一批准备到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5月24日，他们与朱德同行，分乘三辆大卡车驶向延安。途中，朱德提议拜谒黄帝陵。26日，朱德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

　　北方局的杨尚昆与广东的古大存、方方及从山东途经太行的徐向前等，于1940年11月同行来延安参加七大。那正是皖南事变前夕，日军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太行军区派一个旅送他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军区又派一个旅来接应。一行人于年底到达延安。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唱起这首歌时，你可能会记起铁道游击队故事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1942年3月19日，他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前往延安的千里征程，准备筹备和参加七大。

　　三年前，刘少奇从延安奔赴华中时，凭着同行的徐海东挂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比较顺利地到达华中。路上虽然难免长途跋涉的辛苦，也遇到过国民党军队多次刁难和日军飞机的轰炸，但都有惊无险地闯过来了。而今，情况要严重得多。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在华北全面推行更加野蛮的“治安强化”运动，在将近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两旁，掘了二丈宽、一丈二尺深的壕沟，筑碉、筑墙，企图隔绝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国共两党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穿过100余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在年底到达延安。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这是陈毅赴延安途中所作的一首词。他走了近半年。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多名代表在途中牺牲了。

　　代表们历经艰险，分批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由于会期的推延，许多人已在延安等待几年。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战争年代召开一次党代会，是多么不容易！（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