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毛泽东划去女儿李讷的名字

　　早在1967年11月初，毛泽东就曾指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明确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些实际成为九大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代会，完全破坏了民主推选党代表的传统。在九大代表的产生工作中，由于党组织瘫痪，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一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指责为“老右”，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排斥在九大之外；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爪牙，成了九大的代表；一些“革命造反派”的代表，有的是在确定为九大的代表以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的。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毛泽东、周恩来都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努力。

　　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就企图揪斗朱德。他们鼓动一些人在中南海贴出“打倒朱德”“炮轰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还把这类大字报贴到街上。1968年，谢富治等又制造出“伪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直接进行干预，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提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直到九大前，有人仍然以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阻止朱德参加大会。是毛泽东的坚决提名，才使阴谋未能得逞。

　　在九大期间的4月21日，朱德在华北组会议上说：“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四十多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毛主席听到也会反对的……”对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进行了揭露。

　　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并不甘心，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说，朱毛是连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政治局。后来，毛泽东见到朱德时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

　　陈毅是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元帅，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家，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靠边站了，没有工作，遭到的冲击并不比别人少。他被列为九大代表，是毛泽东坚持的结果。当时对他的所谓问题，并没有平反，也没有个公允的结论。

　　陈毅向毛泽东提出：“我怎么能出席这样的会？我是右派啊！”

　　毛泽东说：“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还有许多老同志作为九大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做了许多论争才让参加的。

　　以上不难看出，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干预出席会议代表的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的做法，足见阻力之大，问题之严重。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单之中。至于代表是怎么选上的，无须细论。值得一说的是，这份代表名单不知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了，还是谁跟毛泽东讲过这件事情，总之，毛泽东知道了李讷也是九大代表。他很不赞成。在那份代表名单上，他提起笔来把李讷的名字给圈去了，并指定从警卫部队补选一名代表。这样，警卫一中队的副区队长耿文喜就成了九大代表。

　　在九大代表的推选上，周恩来也尽了最大努力。

　　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周恩来起草了一份原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准备担任九大代表的名单，包括：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子恢、李富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张鼎丞、王震、胡耀邦、谭启龙、杨勇、方毅、赛福鼎、范文澜等。他们中有的人不久前还被剥夺出席全会的资格。

　　随着九大的临近，周恩来继续努力，尽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额。1969年1月12日，他分别起草中共中央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提出应说服两地的干部群众，将王恩茂（新疆）和陈康（云南）补选为九大代表。他把电报送毛泽东阅，并注明：王、陈二人如不当代表，“恐对全局不利”。当得知外交部所报九大代表候选人中没有耿飚时，经过征求有关方面意见，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议，让耿飚出席九大。3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又就徐海东作九大代表和进入九大主席团一事，在有关会议上作出说明，并介绍徐海东的历史功绩。

　　九大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规定中央委员人数不超过250人；规定毛泽东、林彪为当然候选人；规定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提名为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53人。

　　由于存在一系列不正常因素，使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酝酿、预选过程延续达10天之久。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而许多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和经过党多年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名额由原定的不得超过250人改为279人。大会选举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19%，仅为原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29%。从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看出，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

　　毛泽东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自信的毛泽东也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流于落空。党的九大的召开，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随即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那样严重不正常的环境下，仍有代表在选举中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从中我们也看到，正义的力量是任何势力都压不倒的，这也是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的生命力所在。（摘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