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日前在深圳高交会“企业竞争力论坛”上演讲时，就我国目前的出口形势和补贴政策、企业用工成本以及人民币升值应采取的对策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仲大军分析说，我国的货币、出口商品和劳动力在国际上都是非常廉价的，廉价可以招来更多的国际买家，但廉价也有廉价的弊端，那就是让大部分利润流入他人之手，自己付出一番劳动和辛苦后，赔本赚吆喝。这种廉价是不值得提倡的。特别是那种以损耗生态环境和资源、损耗劳工健康为代价的廉价，更不值得提倡。

　　我国的出口产品为什么价格低廉，有些出口产品的价格甚至低于它们的成本价？仲大军分析认为，近20多年来，我国产品的低廉主要源于我们对外汇的需求，对某些尖端产品的进口需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为了满足对某些外国产品的进口用汇要求，我国基本上实行了补贴式的出口政策，国家财政拿出钱来，补贴那些出口企业。赚回外汇之后，政府再把这些外汇用到某些进口的建设项目上。

　　在国家财政补贴的同时，我们还把企业的劳动工资压到了最低的限度。广东沿海地区外资企业的中国劳工工资在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多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时月工资是三四百元，现在还是六七百元。这种工资水平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来说，仅仅是满足吃饱肚子的水平，要谈到人的其他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也一直处于全球几乎最低的水平。

　　仲大军指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易，其本质是外国人用较少的资源占有我国较多的资源，外国人用较少的劳动换取我国较多的劳动。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因廉价出口而付出巨大代价这个现实。其次，要意识到低工资的实质是透支消耗中国的劳动力。

　　补贴出口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商品价格的扭曲，使我国用更多的资源和劳动时间换取较少的资源和劳动时间产品。这是在同等技术层次产品上的比较。长时期低工资、低价格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长时期得不到改善，我国的劳工始终处在一种贫穷和健康缺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已不能再以劳动力廉价为手段打造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了。况且补贴出口最后还是换不来核心竞争力。至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仍未摆脱“世界打工仔”的身份和形象。大批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仍然需要进口，我国只是一个从事加工组装的“大生产车间”。

　　仲大军认为，汇率与价格是影响一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两个杠杆，调节哪一个都可以起到货币升值或贬值的作用。为了抑制投机性的国际游资在国内炒作，我们可以不动汇率，暂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从长远看，如果国内不发生较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变动是肯定的。我们必须通过人民币升值获得国外更多的资源，不能长时期地被国际市场廉价地利用，这是绝对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发展的。

　　人民币适当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但同时我国的货币拥有更大的购买力，可以占有世界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大的财富量。我国是个资源缺乏的国家，今后最需要进口的是能源，如果人民币升值到合理的价格，会在这场国际交换中少受损失。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货币升值后，使其ＧＤＰ排名一跃而升到世界第二名，使其货币的购买力增强了一到两倍，使其资产量增大了一两倍，尽管也带来了一些负作用，但日本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损失。并且，在日元升值了一倍多之后，日本的贸易仍然保持顺差状态，日本仍然是顺差大国。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了一两倍，其国际贸易仍然保持顺差状态？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讨。

　　仲大军还就人民币升值国家应采取的一些对策提出了一些设想。他建议，第一，改变“引进、引进、再引进”的一边倒局面，尽量使用自己的生产设备。减少进口需求，扩大内部需求，走以“中”（中档产品）为重的道路；第二，暂不调整汇率，而是调整国内某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少对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第三，提高出口产品的劳动工资成本，改善中国工人的劳动待遇。对外资企业率先引进ＳＡ8000社会责任标准，加大中国劳工组织的作用，提高中国劳工的谈判地位。建议各级政府和企业认真学习ＳＡ8000这套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并不能仅把这套标准看作是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也应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外商争夺利润的手段。第四，资本帐户决不开放，坚决狙击海外的一些投机资金；第五，环保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大对某些企业破坏环境行为的惩罚力度，国家对某些产品要加征环境保护税。

　　（作者 林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