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角色不同，我们面前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是否是绝对反战，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是绝对反战的。在国际上可能有一种绝对反战的，即使你打我，你杀我，我也反战。第二种可能是有条件地打，有人说要符合正义。第三种情况没有到最后就不要打。现在大家提的问题是如果到最后怎么说也不成了，没有办法进行调解使萨达姆自动下台，在这种情况下打与不打的问题。其实我们争议的问题在这儿，我不主张同等制裁，要有限制制裁，包括范围、内容上都是有限制的。我们在国内主张制裁，我是主张反对死刑。到了最后一步，我主张和平的方式，当和平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无效，或者说还没有被证明，长此无限制地证明下去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就需要考虑。

　　另外我们在这里纠缠一个问题，就是法理的问题，国与国的问题，最基本的单位是人与人的单位。当各种标准冲突的时候，什么是第一位的。我觉得首先是对人的基本权力，即人的选择权的肯定。比如对伊拉克来说，是萨达姆一个人代表伊拉克，还是伊拉克的人通过公决或其他的什么方式体现出这一群人的选择。我觉得问题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我不是说替他们选择，说他们一定反对萨达姆。对待这批人联合国可以采取很多方式，比如在监督下的公决的方式或托管（当然现在这种方式几乎不用了）的方式，乃至维和，维和最后的底线是自卫或者使用武力把两者排除开。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在既定期限内，和平的方式解决不了，是打还是不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看待？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与国和人的问题上究竟哪一个是第一位的。

　　赵牧：就是人权和主权的问题。

　　殷罡：主战和主和有一个限定。其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即使是主和的人也很难否定1991年解放科威特的行为，如果这就否定了，那么在所谓的主战和主和两方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因为没有一个讨论的基础，变成绝对了。其实大家的主战和主和还是有一定条件的。萨达姆如果可以解除武装，自动退位，保证自己的安全，可能也会退，但能做到吗？比如萨达姆流亡的问题，阿拉伯首脑会议一致拒绝萨达姆流亡的方案，这意味着萨达姆下台流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投降是能保全自己，还是能保护国民。基于一个事实进行分析，在相对的和平主义者之间可以谈，在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之间没办谈。

　　郑也夫：刚才很多人对绝对和平的理念好象不屑一顾，我觉得这个态度有点问题。你自己完全可以认为这种态度在今天不现实。但是像周先生刚才对此好象极其蔑视。因为非暴力主义其实是人类非常闪光难得的理想，这种理想对当今世界并非一点作用不起。我们对这种思潮应该有一种起码的尊重。

　　梁平：他自己也是矛盾的，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反对绝对和平主义者。

　　周孝正：我说的是廉价的和平主义者。

　　郑也夫：像马丁-路德金和甘地他们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那是一种非常决绝的态度，作为历史我们不应该否认历史，但那种态度确实不可取。

　　李楯：我为什么现在处于非常痛苦的状态，作为我本人的主张是一种，作为国家考虑一种决策是另一种。

　　郑也夫：中间还有一个爱因斯坦的中间的想法，爱因斯坦很尊重甘地，但爱因斯坦的观点是有些必须要打的人还是要打。对甘地和爱因斯坦都保有我应有的尊重，但我连这个也不是。我说你打我，我就可以打你，我还是人类最朴素的道理。殷先生也提出要打，那么现在是和平走人还是打走人？如果和平不能走人，就要打走吧？第一次打我同意，第二次打没有证据，那就在那儿待着，就得认可。而且核武器没有查出来，要打我们，你要承担风险。如果两个人实力相当，我在偷着做武器，你也在偷着做武器，你不可能因为自己的风险高了，就来打我。那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的前提是你走是公认的，第一次打大家都同意了，第一次打是教训完了，达成一个协议，就不要再接着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今天为止地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你不能说昨天你有这么多的武器，今天还有，就要打，这是没有逻辑的。

　　周孝正：把你的地给占了，把人给杀了，那是等于在逃。

　　郑也夫：全世界争论的焦点不是因为你上次打了，我教训你一回还可以教训你第二回。

　　周孝正：而是因为上次你打了，你现在拿着武器，要你放下武器，如果不放下，就要打你。

　　郑也夫：周孝正老认为证据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国向不同意的人讲一次证据就行了，就不需要调查组了。正因为没有达到自明之理的程度，所以才要调查。这件事是尚有待努力的事，你内心可以估计百分之九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要达到这样的层次而不是那样的层次。周先生刚才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不是第一次打了，就可以同意打第二次，打第二次要有足够的证据拿出来。刚才朱（峰）先生的说法我也不完全赞同，朱先生的意见是联合国同意打了就是名正言顺。我觉得我们是边缘人，边缘人不在其位，也不要谋其政，你只是说理。你既然在说理，那么国家发言人说过的你就不用说了，国家说的你可以不同意，因为你是思想家。联合国说了你也可以不同意，因为你是思想家，我觉得联合国同意打就合理，联合国不同意打就不合理，也不一定。比如这次联合国反对打，周先生说历史会嘲弄你，可能联合国同意打，再过几年感觉这个决策是不正确的。所以联合国的言论不能代替我们的观点，如果认为联合国说了国家说了就对的，那么咱们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李楯：这点我同意，我历来看重程序，但这个问题就不同。

　　郑也夫：联合国那一票，可能拿着钱就乱投，所以当然有讨论道理的余地。我认为没有证据，就打不了，票够了也可能是花钱买的。联合国也得有一些思想家去骂，我们的讨论可能是无济于事，但我们的言论不能被遏制，你投多少票同意我照样嚷嚷。

　　周孝正：我做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坏蛋拿着枪，把你们家一个人打死了，现在回到他们家了。现在美国人说你把枪放下，你不放下枪，我就解除你的武装。太有证据了，他已拿着枪打你家里人了，他回去还拿着枪，还可能来打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郑也夫：那过了好几年了，你还说没放下武器？

　　周孝正：他自己都承认手里有枪，现在才销毁4个，还有96个。

　　郑也夫：一个国家的选择还存在国际干预的问题，有的首领的举动国际上很多民族都觉得不象话，这就存在着国际怎么干预的问题。如果是家庭之间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了，如果没有两难事情就很好办了。问题现在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到一个国家去制裁其独裁者，这个国家的人民反而不再要求制裁独裁者，而是跟着独裁者一起对付你。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只能由人民自己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