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沪记者 谢春雷

　　4月18日，浙江宁波。一位曾经被判行贿罪的宁波建筑商担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上检察院的‘黑名单’，如果上了，将对我在宁波的生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这位曾经的行贿人正打算到外地揽工程去。让他很头痛的“黑名单”，就是由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首创进而推广到宁波全市检察机关的行贿人资料库。

　　检察官的初衷

　　2002年7月，行贿人资料库制度首先在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建立，目的是“预防职务犯罪，有效遏制腐败，控制贿赂犯罪，服务诚信建设”。

　　经记者检索，这项意图从源头上预防职务腐败的制度，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属首创。

　　“行贿人资料库制度的建立是很偶然的。”北仑检察院控告申诉科负责人林新法说。他也是该院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负责人。

　　这种制度创建的动因似乎是感性的。在这几年的办案过程中，林新法和他的同事发现一些熟悉的行贿人名字老是出现，虽然这让他们“很生气”，但又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再次行贿。按《刑法》规定，行贿罪的定罪范围非常狭小，它要认定行贿嫌疑人符合“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所以因行贿而定罪的案例很少。

　　当“可恶”的行贿人逃过了法律制裁，林新法等人也一直“想办法在工作中怎样惩罚这些人”，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违法成本”。

　　后来，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分管副检察长许尚金作了交流，得到了许的肯定。

　　“惩罚”的对象首先被选定为建筑行业内的行贿人，因为该行业属职务犯罪高发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建筑行业行贿人的弱点逐渐被北仑区的检察官们掌握——接不到工程是行贿人最害怕的，如果行贿人的污点被招标单位知道，他所在企业的市场诚信度肯定会大打折扣，靠行贿获得工程就要承担相当大的市场风险了。

　　基层反贪局长出身的王伦君是行贿人资料库制度的积极支持者，现任宁波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他说：“建筑行业的行贿人首先被确定为监控对象是符合实际的。”

　　他对此分析道，发生在宁波市的职务犯罪中，受贿犯罪占70％，而受贿犯罪的70％又发生在建筑行业。虽然许多部门采取许多方法来阻止建筑行业的行贿、受贿行为，但建筑企业都能想办法一一破解。比如随机抽专家评标的办法，几年下来，许多建筑企业与部分专家的感情投资已经见效，这种方法也被人情攻破。另一方面，虽然纪检部门对党员干部经常搞教育，但时间长了也要回潮，有的干部受贿已经有历史了，教育的意义不大。

　　“资料库”探秘

　　林新法手上拿着的厚厚一沓16开纸，就是北仑区检察院的“行贿人资料库”。这沓纸上记录着1998年以来查处的行贿人资料，有60多名行贿人、100多人次的行贿记录被登记在案。

　　记者请求翻阅一下资料，立即遭到拒绝———这是司法秘密。

　　据林新法透露，收集的范围不以户籍为限，而以是否在宁波市北仑区发案为准。几经斟酌后，被收进资料库的行贿人确定为三类：1.因行贿罪被判刑的行贿人；2.虽未判刑，但行贿数额巨大（一般在5万元以上）；3.检察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但本人未主动交代，或拒不承认的。

　　北仑区检察院考虑到社会影响及涉及司法秘密，收集的方式是对行贿人保密的。

　　“制度经过了逐步的完善。”林新法说。2002年7月即建立该制度，两个月后他们才出台了“行贿人资料库”管理办法。

　　据记者调查，北仑区检察院使用资料库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提供“诚信咨询”。招标单位事先咨询某些投标人是否存在行贿污点，检察院将审查结果反馈，由招标单位自行决定；（二）对长期与该院合作的国家机关或特大型国企提供部分行贿人名单；（三）为反贪、法纪等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提供必要的资料帮助；

　　其他特殊情况需使用的，须经分管检察长批准。

　　对行贿人资料库的管理者，若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泄密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视情节予以相应处罚。

　　据说，为了更好的保护司法秘密，直接提供名单的这种方式已基本不用了。而行贿人资料原则上在库中保留5年，如果没有再次发现行贿行为，其资料从库中退出。

　　北仑区检察院这种创新行为经当地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有的媒体甚至用了行贿人将上“黑名单”这样的措辞。

　　虽然还没行贿人因此接不到工程，但制度预期的司法与社会效应还是得到了宁波市检察院领导以及该市一位领导的支持。该制度不到半年即被推广到宁波全市。

　　宁波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王伦君处长说，今年1月，市院要求各基层院都按北仑区检察院的方法建立行贿人资料库，时间截至4月底，范围则扩大到医药行业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行贿人资料。

　　他说目前已有部分基层院将资料库上报，这些资料汇总后将在宁波市各检察院之间共享，在全市形成监控网络。

　　“资料库”的杀伤力

　　一位曾经被判行贿罪的人愤愤地对记者说：“建筑行业的行贿是普遍的现象，单对他们实行监控是不公平的！最糟的是被监控的感觉实在不好。”

　　“北仑区检察院的制度并没有明确关闭你们进入建筑市场的大门啊？”记者问。

　　“招标单位知道了还敢让我们参加吗？现在是建筑企业太多了。”看来他对制度的现实杀伤力心知肚明，认为这是明摆着砸他们的饭碗。

　　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北仑电厂，是北仑区检察院的反腐合作单位。该厂纪检监察室的两位负责人表示，他们现在一有项目上马，都要求北仑检察院帮助审核投标人有无行贿污点，如果有，则实行一票否决制。即使投标人能力再强，也要在推荐阶段被淘汰，连评标阶段都进不了。

　　而当地其他几家大型国企也以同样的方式操作。这实际上让行贿人变相地失去了市场准入资格。

　　这种“屏蔽”让有的行贿人成了“惊弓之鸟”。一位北仑区的检察官接到了一行贿人打来的电话：“完了，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啊？”

　　宁波一位司法界人士评价说，让有行贿污点的投标人参加竞标，无论哪个招标单位都承受不了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

　　但针对制度本身的一些疑问也由此产生。最直接的是检察机关这样收集资料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

　　“这种操作目前还找不到法律依据。”华东政法学院民法学教授傅鼎生说。

　　傅鼎生认为，《检察院组织法》没有规定检察机关有收集行贿人材料并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职能，即使是职务犯罪预防，也仅限于司法范畴，不能向社会提供服务。

　　傅鼎生表示，检察机关把有关自然人的行贿记录经过侦查手段都收集起来，并向外提供服务，这涉及到自然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因为行贿人是该信息隐私权的主体，不管他有没有犯罪，他都有权参与整个信息收集活动。例如，他必须知道谁在收集他的资料，收集的资料是否客观真实，但这一点检察机关恰恰是保密的。

　　另一方面，虽然检察机关收集行贿人资料的目的是为了预防职务犯罪，但它的途径是为招标单位提供审查服务，首先这是一个民事活动。因此，一旦收集的信息资料不真实，自然人有权要求改正，收集的资料起什么作用，自然人都有权知道。因为检察机关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已不属于侦查活动了。

　　但是，被收集资料的行贿人甚至不知道有这项制度。

　　傅鼎生说，信息征集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有相关法律的允许，不是每个组织都可以进行信息征集活动的，否则人人都会感到自危了，觉得每时每刻都在受人监视、调查，而且自己还不知道，会产生恐惧感。

　　傅鼎生认为，如果检察机关的行为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受法律的限制，解决了以什么方式从事信息收集活动，范围有多大，征集者和被征集者双方有什么权利等问题，可以尝试。

　　重点打击“拒不交代的行贿人”？

　　“正是基于行贿人资料库的现实杀伤力，我们对入库的行贿人是有选择的。”北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许尚金也一直在寻求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所以他们对资料收集的范围作了界定。

　　许尚金认为，实际操作中，往往招标单位一旦发现某投标人有行贿污点，就会立即取消其资格，但当前建筑市场的行贿还是普遍现象，正是这些行贿人本身构成了建筑市场的一个主体，只是大部分行贿人没查出来而已。仅将查处的行贿人排除在市场外，没有查处的照样能靠行贿取得工程，这也是一种“不公平”。

　　许尚金分析，这会产生一种逆向的、负面的利弊选择。行贿人会认为，一旦被抓，如果供认了就什么都没了，咬住不讲反而符合建筑行业内的“潜规则”，即行贿人拒不交代，他的“信誉度”和“义气”在“潜规则”流行的圈内会大大提升，从此他的生意红火。这种例子在宁波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们重点打击的也是拒不交代的行贿人，前提是检察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并能通过证据证明。”许尚金说，“初犯、数额小、认罪态度好的行贿人，我们没有收入资料库。”

　　不过，这种界定的局限也在所难免，“拒不交代的行贿人”就一定是“行贿人”吗？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认为，即使“检察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并能通过证据证明的”，也不能说该嫌疑人一定是行贿人。只有经过法院认定的才是行贿人。如果检察机关能证实某人是行贿人，但并没有经过法院的认定，而以该“行贿人”认罪态度不好，就将他的污点向特定的对象公开，这超出了检察院的权限，检察机关不能作出对罪行的认定，只能提起公诉。因此，这种“重点打击”于法无据。

　　但曲新久认为，总体看来，宁波检察院的做法是一项政策创新。如对前两类行贿人的处理，不好说有问题，因为有行贿事实本身，而且刑法总则里也规定有犯罪事实者必须向用人单位如实报告的条款。

　　另外，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如果招标单位主动来咨询，检察机关提供前两类行贿人的信息，是符合它们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的。但目前对行贿人资料库制度是否违法还不好界定，还需要观察，因为它涉及公民的污点及公民污点的发布等问题。

　　曲新久还说，对于前两种行贿人因此失去市场准入资格，也不能说检察机关不对，行贿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况且北仑区检察院在预防职务犯罪上还是动了一些脑筋的，如他们已考虑到5年以后为行贿人复权，这是好的。我国目前还没有如前科的消灭、复权之类的具体法规。

　　“一些西方国家一般在特定的行业中建立信用档案，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行业协会内有信用发布权的机构可以调查一个人的信用，这对预防犯罪及杜绝行业非诚信是很有利的。北仑区检察院的做法有些类似。”曲新久认为该院的创新还是可以完善的。

　　区域试验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撇开法律问题不说，一些可以预见的技术问题也随着行贿人资料库的建立而产生。

　　许尚金说，一种是出现另一种不诚信，即不排除招标单位为了排挤某些投标人，往往以他们有行贿污点来拒绝其竞标，这种行为我们根本无法也无权干涉。

　　另一种是我们只能做到审查投标人有无行贿污点这一步，具体的处置权在招标单位那里，而招标单位往往一票否决，这是否太绝对？我们将建议他们不要简单地取消有行贿污点的投标人，可采用扣信誉分等办法，让他们的竞争力降低。当然，我们是无权干涉他们的决定的。

　　还有一种是如何保护司法秘密，现在我们尚无有效的手段来约束招标单位不扩大资料的范围或另有所图。建立对招标单位使用行贿人资料的约束机制很困难，效果也难以预料，因为合作主要还是靠相互信任为基础。

　　许尚金和他的同事也感到，面对全国建筑市场整个面上都普遍存在的行贿行为，被列入行贿人资料库的，即使在宁波丧失了市场，他照样可以在中国其他地方寻求商机，哪怕这种商机还是通过行贿获得。另外，如果是外地来的投标者，在当地也曾因行贿被司法机关查处过，但他照样可以来宁波投标，仍有可能行贿。

　　对北仑区检察院的创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认为，能不能定行贿人的罪行，主要问题还在于检察院本身，有时检察机关与污点证人，如已供认的行贿人，达成了辩诉交易，他也会因此躲避法律的制裁，因此，检察机关还是应该坚持在刑法上对行贿人进行法律惩罚为基础，行贿人资料库只能作为一项补充措施，不能以此来代替法律制裁。

　　陈兴良说，这项制度本身还是有价值的，对行贿人的诚信提出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项制度受到地域的限制，只有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推行———至少是整个浙江省，乃至全国，才能体现出一种整体效果。

　　向春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