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报道】 “台湾到底有多少黑社会组织？”记者询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王建民副研究员。王建民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黑帮大都以企业名义出现，真正像记者所说的长期从事有组织犯罪的黑帮已经很少，或者说隐蔽得很好了。

　　根据台湾“警政署刑事局”1996年3月提供的数字，台湾现有大小帮派和犯罪组织1000个，已具组织形态的帮派和犯罪组织126个，成员5800余人。不过，除去相隔时间太长，数字本身也不完全可信。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孔萍萍在她的题为《台湾黑社会》文章中指出，台湾警方对黑社会组织的统计“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大多数台湾民众认为当局的数据显然是缩小的，事实上，它仅为‘冰山之尖’。”

　　那么这个“冰山之尖”对台湾政治的影响有多大呢？

　　黑道干政

　　自从有黑社会以来，地下活动为他们的犯罪提供着最好的庇护。然而现在，台湾黑帮已经不满足于此，他们要从地下走向台前，“政治”是更好的保护伞，他们正积极向政界渗透。黑社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合法掩护非法，以非法扩张合法，致使台湾从地方至“中央”、“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无不有黑社会人物混迹其间。

　　台湾“法务长官”廖正豪称，台湾有黑道背景的人在省市级“人民代表”中占25％，在“中央一级人民代表”中占20％，县市级850多名“人民代表”中，有286人有黑底。“越往地方越黑”，台湾黑道介入台湾政治情势由此可见一斑。

　　黑道对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方式：一是透过暴力，威胁政治人物牟取暴利。二是与政治势力相互利用、相辅相生。三是通过参选，“漂白”进入政坛。

　　近年来，第三种方式成为主流。“随着黑帮一步步地进入政坛，他们对政治已从过去的依附关系发展至目前的支配关系，从过去与个别政治人物共生关系发展到目前与地方派系及政党的紧密联系，从过去的仅能涉足地方政坛到目前涉足‘中央’民意机构。”

　　民进党籍“立委”林重谟说：“黑道干政虽尚未到‘治国’的程度，但明显地已到了‘乱国’的程度。”

　　新党籍“立委”营志宏认为：“黑道参政情形已经病入膏肓，但民众只能徒呼无奈。”

　　难怪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著名的黑金“立委”周伯伦说：“‘立法院’一百多位‘立委’，谁不认识黑道？”

　　“剪不断，理还乱”的黑白道

　　台湾黑金政治的出现有它的历史渊源。早在1903年，国民党尚未成立时，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元帅。洪门是明朝遗民组成的民间帮会，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孙中山参加与保皇党的论战，深感自己势单力孤，于是前往美洲寻求支持。当时，美国华侨加入洪门的非常之多，旧金山就有90％的华侨加入洪门。孙中山加入洪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革命，寻求支持，募集革命款项。所以说，当时的洪门不是黑社会，它的宗旨由孙中山修正为“民族革命”，它更近似于革命团体。

　　与孙中山不同的是，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加入的是青帮，而非洪门。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的是陈其美，这个人是当时青帮的大头目。青帮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进步的角色，并在反袁斗争中发挥过作用。不过后来，青帮黑社会组织的面目逐渐暴露无遗，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青帮出动流氓打手帮助蒋介石屠杀工人，清剿共产党。这一次，政府与黑社会的勾结为其后几十年的黑金政治谱写了序曲。

　　此后，青帮成了专门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搞谍报特务工作，拉拢、控制、监督其它帮派的工具。而政府对于青帮开设赌场和妓院、贩卖毒品，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直接参与其中。

　　70年代，台湾当局有过两次温和的自动解散运动，呼吁黑社会成员自动登记解散，既往不咎。蒋经国在台湾执政时期，还对黑帮采取过严厉的清剿措施。

　　不过，1984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东窗事发，让人们对台湾当局的所有幻想都破灭了。

　　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原本是蒋经国手下的得力干将，深知国民党内幕后不甘心为其效力，退出政坛，移居美国。他写了一本《蒋经国传》，揭露了台湾当局统治黑幕，并有斥责蒋经国的言论。该书出版后引起轰动，惹恼了台湾当局，他们责成情报局予以追究。

　　于是情报局勾结台湾第一大帮会——“竹联帮”，委派其首领陈启礼等前往美国暗杀江南。

　　这件事情暴露了台湾当局对黑道一贯态度：黑社会对统治不利，只好给予打击；黑社会能够保持一定的“度”，那么可以与之共生共处，并加以利用。

　　李登辉执政是台湾黑金政治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党禁初开，各种政党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为了获得更多的席位，竞选显得尤为重要，而资金成了最最要命的问题，黑社会的大量资本开始涌入政治领域。

　　从1989年起，台湾几乎每年都有扫黑行动，治安却每况愈下。倚重黑社会，在党内排除异己，在岛内打击对手，李登辉12年的统治把黑金政治“哺育成人”。国民党政策委员会副执行长郑逢时这样评价他的党主席——“黑金教主、政治佣兵”。

　　民进党上台也没有给台湾政治带来福音。陈水扁在竞选纲领中提及的“清明政治”从后来的事实来看不过是张空头支票。颜清标案、周伯伦案、新瑞都案、广三集团炒股案，一案接一案既表明了民进党与黑金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人看到了陈水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政治伎俩。

　　自此，黑金政治已经成了台湾政治的代名词。黑道与台湾当局的联系可以用“剪不断，理还乱”来形容。

　　制度的缺失用黑金来“填补”

　　除了历史外，制度层面的不合理性是造成台湾黑金政治的根本原因。

　　世界各地都有黑社会组织，但是没有哪个地方的黑社会成员可以抛却背景，堂而皇之地竞选代表，竞选议员，参政议政。所有这些不可能到台湾都成了现实。

　　在台湾“立法院”经常可以看见身着黑衣、戴着墨镜的“立委”，在他们身后是一大帮同样装束的“小弟”。台湾最高的“立法机构”上演着一次又一次通常在警匪片里才能看到的好戏。

　　1993年5月5日，华隆帮系“立委”林明义因为误将苏焕智劝他的一句“卡忍耐”听成“×你娘”，在“立法院”将苏焕智打了一顿。

　　同年6月23日，有黑道背景的“立委”施台生与另一“立委”黄昭辉因为反核事件发生肢体冲突，随后双方各自动员支持者于25日前往“立法院”声援，施台生当时便透过四海帮大哥赵经华以及松联帮大哥王知强，调集不少兄弟出面声援，最后甚至冲入“立法院”会场内的旁听席。

　　打架斗殴的场面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立委”的黑道背景大家也心知肚明，这样的人怎么被选入“立法院”的呢？

　　台湾“立法院”选举采取的是“单记非让渡选举制”：每个选区产生若干名“立法委员”，但选民只能投一票，该票只能投给一个候选人。所以在某个选区中，即便只获得6％或更少的选票，照样当选不误。

　　这种制度诱使候选人可以不顾选区内大多数人的诉求，而只需取悦一小部分忠实的支持者，就能当选。它同时也成为黑金政治泛滥的温床。

　　所以选“立委”时，经常可以看到候选人赠送选民钞票的场面。2001年，由于当局打击贿选，所以各政党又想出赠送小礼品的主意。各种形式的贿赂使选举成了一项耗资巨大的“商业促销活动”。

　　巨额开销为黑社会加入选举敞开了方便之门。黑社会通过不法经营获得了大量钱财，这笔钱如何合法化是个难题。现在，竞选者急需用钱，当选之后又能够为黑社会提供相应的庇护和各种便利政策。既能洗钱，又能参政，黑帮何乐而不为呢？有的老大干脆自己上阵，亲自参选，更加直截了当。

　　除了“立委”选举，台湾的“‘总统’选举制度”也是世所罕有。

　　台湾的“总统”选举制度为简单多数选举制度，也就是说在各个候选人中，只要票数占先，那么不论得票率多么低，照样能够当选。现在，世界上其它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的地方均已放弃这一制度，台湾成了仅存的“硕果”。

　　陈水扁以39％的低得票率当选就是一个例子。票数没有过半，却成了“全民意志”的代表。这种选举制度的结果让选举技巧凌驾于民意彰显之上，按照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庄礼伟副教授的话说，就是台湾“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使政治发生了霉变”。

　　庄礼伟总结了台湾政坛的三大特点：一是政客泛滥，政治家匮乏。二是助选的选民队伍庞大，政治文化中感性多于理性。三是建设性的“执政”和“在野”关系缺乏，党派之间的制衡成了拆台，监督成了对决，互相撕咬成为宝岛政治生活的常态。

　　总之，政治制度本身的漏洞是黑金政治出现，进而壮大的根本。

　　软弱无力的“扫黑”

　　面对黑金政治，台湾岛内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台湾当局实行“民主选举”以来，政界推出了一系列法案规章。诸如，“依法治岛”规章，“阳光法案”，“公务员财产登记法”等等。特别是民进党抨击国民党“黑道治国”，博取民众支持，走上政治舞台以来，还采取了打击贿选等一系列措施。

　　不过，“政府”的这些行动，做秀的成分多，实质性的东西少。黑道的猖獗，黑金的无孔不入是不争的事实。

　　台湾警方这些年来对黑社会的打击力度也在加强。1996年8月开始的治平专案，台湾“法务部”、“警政署”、联合“检、警、宪、调”等单位，南北同步，出动数百名警察展开全岛范围扫黑行动。1997年1月台湾当局对黑社会实行“帮派解散登记制度”，松联帮、竹联帮、四海帮等黑社会组织均自首解散。

　　不过，警方的这些行动也是治标不治本，台湾地区的犯罪率仍旧居高不下。

　　究其原因，厦门大学台研所的孔萍萍认为原因有二：其一，台湾当局对黑社会组织既恨又爱，因为黑道为台湾当局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二，黑道势力已渗入台湾政治领域，尤其是进入“立法院”和各级“议会”，俨然成为警方的顶头上司，在这种情形下，警方不可能全力扫黑。

　　《中国时报》在陈水扁上次竞选成功时曾经发表社论，“黑金之为虐，尽人皆知，然而，由于黑金深入台湾各级‘政府’和‘民意’机构，消除黑金势必触及利益集团，能否采取有效断然措施，是对陈水扁的一大考验。”

　　眼看2004年台湾“大选”在即，这段话还可以拿出来讲一讲，不管谁当选，黑金政治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赵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