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于德化陶瓷博物馆的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喇叭口”大瓷碗书有清晰的“李立”字样。

　　2002年3月至5月间，水下考古队从广东省阳江海域的一艘宋代沉船（“南海一号”）中打捞出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余件，全部是稀世珍宝！据了解，4000件文物中，福建古瓷的量最大，而从这些福建古瓷从胎和釉的成分来看，其中大部分是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所产。据报道称，“南海一号”的最终出水，其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

　　正当国内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德化古瓷再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近日，笔者走访了德化窑古陶瓷研究专家、文博副研究员陈建中，了解到更多有关“南海一号”沉船德化古瓷的信息。

　　德化窑瓷对“海丝”贡献巨大

　　在出水的古瓷中有一种“喇叭口”的大瓷碗，其碗底书写的毛笔字迹在海底深埋浸泡千年被打捞起来后，依然清晰可见，其中有一张瓷碗碗底写着“李立”的字样。陈建中指着字迹对笔者说，这其实是德化瓷器的一种识别款记，而这种“喇叭口”的大瓷碗就是产自德化县盖德碗坪仑窑系。

　　历史上，德化窑主要是以龙窑、阶级窑为主，生产陶瓷是一种联合经营，具体体现为家庭作坯、集中烧瓷的个体劳动生产方式，因此出窑时有必要在瓷器上注识别款，以区别陶瓷产品的主人。陈建中说，并不是每件瓷器都有写上识别款记，通常一户家庭在一个窑炉里也只有一两件瓷器有标明识别款记，因此这种瓷就显得特别珍贵。德化县考古工作者曾在盖德碗坪仑窑发掘出碗底写有“林立”字迹的“喇叭口”的大瓷碗。陈建中说，目前盖德乡有李、林等杂姓，“李立”应该是宋代盖德一个姓李的制瓷工匠。但宋代盖德是否有李姓人氏呢？

　　这一点在《德化县志》有关李氏来源的记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笔者从《德化县志》上获知，早在唐广德元年就有李姓人氏迁徙到盖德繁衍生息，因此完全可以证明“李立”是宋代盖德一户姓李的制瓷人家的识别款记。陈建中还进一步说明，目前盖德碗坪仑窑的范围又正好是现在盖德乡李氏分布的区域，因此这些“喇叭口”大瓷碗是属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系的。

　　至于报上报道的“这些“洋味”十足的“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其实这是错误的，在德化陶瓷博物馆里就珍藏有与“南海一号”沉船上造型式样完全一样的，从盖德碗坪仑窑出土的“喇叭口”大瓷碗。

　　陈建中还向笔者透露，2001年水下考古队曾“南海一号”中打捞出一批宋代年间的粉盒，为此，中国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还特意到德化县考证，确定这些陶瓷粉盒都是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从目前“南海一号”发现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看出德化瓷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沉船始发港应为泉州刺桐港

　　至于，“南海一号”的始发港在那里？陈建中认为，沉船的始发港应为泉州刺桐港。他的理由有三：其一是沉船所在位置为中国帆船进行欧洲贸易的传统航线；其二是宋元泉州刺桐港为“东方第一大港”；其三是船中古瓷大多是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所产。

　　据英国大英图书馆提供的有关中国古代贸易航线的资料显示，从两晋、唐朝开始，中国帆船进行欧洲贸易的传统航线是：从沿海港口（包括泉州、明州等港）出发，经广东海域，过越南沿海，穿过南中国海到新加坡海域，再穿过班加海峡，最后到达爪哇国。陈建中说，通常商船在广东和越南都要靠岸补给，以保证顺利到达目的地，而“南海一号”商船就沉没在广东阳江海域，说明这艘船是要到欧洲进行贸易的，走的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陈建中介绍，从宋朝开始，我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泉州刺桐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被称作“东方第一大港”，外国商船多在泉州停泊，当时德化隶属泉州，作为中国古外销瓷最重要产品之一的德化瓷，大量从泉州刺桐港出口到世界各地。而从“南海一号”沉船中打捞出的4000件文物中，福建古瓷的量最大，这些福建古瓷从胎和釉的成分来看，大部分又是德化窑和晋江磁灶窑所产。为此，陈建中说，从目前打捞出水的大量德化窑瓷可以初步断定，“南海一号”商船应该是从泉州刺桐港扬帆远航的。

　　陈建中还说，目前，泉州正在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世界文化遗产，“南海一号”始发港的确认将为泉州“海丝”再添最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明。

　　德化瓷改变外国人的生活习惯

　　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德化陶瓷的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

　　据了解，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见宋《诸蕃志》）。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改变了他们“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陈建中曾到印尼考察过，他说在德化瓷还未输入以前，印尼人都是吃“手抓饭”的，德化“喇叭口”大瓷碗输入之后，就结束了“手抓饭”历史，当然“手抓饭”作为一种传统的饮食习惯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但是这种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对东南亚饮食习惯的改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尼国家博物馆，他见到了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盖德碗坪仑窑的“喇叭口”大瓷碗。

　　陈建中还说，不知道这次“南海一号”沉船是否发现“军持”，这种同样也产自宋代德化窑的德化瓷，是宋元时期专供外销的器物。德化窑生产的“军持”成为一些国家的宗教徒的必需品。据了解，马来人改崇伊斯兰教以后，对军持的需要更多，日常拜访可为净手之用，朝觐麦加可以携贮溪水，归途为备装麦加阿必渗渗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以赠送亲友和自用。德化窑生产的军持的大量外销，满足马来人的需要。

　　新闻链接之一

　　宋代德化瓷外销港口

　　德化窑从北宋开始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德化瓷器发展到宋代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并开始大量外销。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宋会要辑稿》），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运销海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植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南宋吴自牧《梦梁录》）。毫无疑问，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也必然是从泉州出口的，由泉州港输出的瓷器除国内其他地区的产品以外，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一大部分。

　　新闻链接之二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丝瓷之路”

　　德化县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古瓷都之一，制瓷历史始于唐朝，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历史上德化陶瓷基本上以外销为主。

　　据悉，宋元时期，封建政府鼓励海上贸易，作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在广州、明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泉州港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贸易大港，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兴盛的德化瓷业，为泉州港提供了大量的青白、白釉瓷器，并源源不断地输往欧亚各国，并远抵非洲一带。

　　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当时“贸易之货用瓷器”，“博易用瓷器”，有“青白瓷”、“青白花瓷”、“青白碗”。经考古发现证实，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宋元德化瓷器出土甚多，海碗、军持、粉盒、瓶、罐等器，不胜枚举。在东非海岸基尔瓦遗址出土的白釉莲辨碗，与屈斗宫同类产品毫无二致，是德化瓷器输入非洲的证据。

　　德化窑从崛起到繁荣，始终以面向海外市场为导向，把自己实用而美观的产品奉献给世界，在漫长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也把“海上丝绸之路”叫做“海上丝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