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揭“文人相轻”这一劣根性的是曹丕。他总结前世，又垂教后来，可惜他未能寻求到病源，后千数百年此痼疾得不到医治，更难获根除，终成不可救药的恶劣基因。

　　“文人相轻”的例子很多，随手就能拈几个。在曹丕以前，如李斯与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因秦王欣赏韩非的才华，李斯由妒生恨，终以政治手段将韩非迫害致死。班固因看不起司马相如和扬雄，视他们论颂汉德的文章不是“靡而不典”，就是“美而不实”，于是自己动手写了“典引篇”以述叙汉德，炫露自己。在曹丕之后，如晋嵇康之冷淡钟会，不与相交，唐卢照邻之耻居杨（炯）后。宋明以后，下至于清，各树门派，成为群体相轻，各以所长，攻其所短。文人相轻之风日烈。晚清有个李慈铭，相轻者已非个别对手，只要大致翻翻他的几十册《越缦堂日记》，被讥评斥骂的敌方，已是比比可见。但是他们都是对具体人的相轻，并没有像曹丕那样，宏观地予以概括，而重新重视这一口号的，则是近代大文人鲁迅。

　　鲁迅一生在文人圈子里生活，当然最为关注有关文人的事，他的许多文章都有或多或少臧否文人的语句，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年代里，似乎异常重视“文人相轻”这一口号，仅在1935年就连续写了7篇论文人相轻的文章，确是目光犀利，不同凡响。鲁迅对曹丕“文人相轻”的口号有重大的突破，在《五论》一文中，认为“相轻”之说只是站在旁边看文人轻来轻去的第三者，而真正卷入窝里斗的只有“被轻”和“轻人”两种。他还提出三种“轻”之术：一种是自卑，一种是自高，一种是“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其中“自高”似是曹丕所界定的一种，即“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至于“自卑”和“只用匿名”则似是后来的发展。看起来鲁迅是在批评文人痼疾，不过他也借此“轻”了一大帮子，如轻周作人是“老京派”，轻魏金枝的“无是非”，轻林语堂的把晚明小品“点破了句”，轻邵洵美“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轻施蛰存为“洋场恶少”等等。

　　不管是曹丕还是鲁迅，看到说到的都是“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文人还有“相亲”的美德。在史书和传说中，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更重要的是文人还互补互帮。前些时候，听说演员黄宏帮竞争对手改歌词，一时传为美谈。其实，早在南朝梁时，有一位目录学院阮孝绪，是一位无钱无势的处士，耗费心血，历尽艰难，在编一部反映当时文化积累和成果的名为《七录》的目录书；当时另有一位入《梁书·文学传》的刘杳，是个“自少至长，多所著述”的名人，曾撰《古今四部书目》草稿；当刘杳获知阮孝绪正在编撰《七录》时，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抄记的资料和草稿，全部赠与阮孝绪，以助《七录》成书。近代林则徐与魏源，交谊甚笃，林则徐在赴戍途经镇江时，会见魏源，二人同居一室，对榻倾谈，谈战局，谈未来。林则徐把自己积累的《四洲志》材料，全部交给魏源，希望他编撰成书，魏源不负所托，终于撰成影响及于海外的名著《海国图志》。“文人相帮”的进一步境界就是“文人相亲”。轻、亲虽只是一音之转，其效应则大不相同。但总得有人站在高处，振臂一呼，倡之导之。

　　“文人相亲”的口号终于在2003年初春，由一位高层领导在两次学术性集会上，一再呼吁，希望文人学者们从“相轻”走向“相亲”。“文人相亲”的事实，虽然古已有之，但像曹丕那样正面而响亮地总括出“文人相轻”那样的警策语还没有。不意在新世纪兴办大的文化工程之际，竟能完整地提出这一口号，对针砭积弊陋习具有重要作用，更是医治文人痼疾的良方。

　　作者 来新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