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肾友协会会长张锁庆快乐透析（摄影：阿信）

　　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

　　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2001年8月，西安市经实际调查，把尿毒症在社会保险中的报销额度从70％增加到90％，把每次的透析费最高标准从450元降低到380元（透析是中晚期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方法）。并鼓励一批单位参保。

　　2003年7月，记者寻访了他们，9人中已有1人病情恶化去世。下面是其中3人的自述故事。

　　程运生：我是起死回生

　　我是西安电炉研究所的退休工人，老伴一直没工作。

　　5年前得了尿毒症，一个礼拜只透一次，透析不充分。医生要求是一星期3次。

　　透析不充分影响了心脏功能，得了心衰。晚上睡觉胸闷，呼吸困难，只好趴着睡，胸口用被子架空着睡。腿不能打弯。两个月瘦了30多斤。

　　没办法啊。当时的透析费是420元，一个月光透析费就是1200多块。

　　为了给我看病，两个儿子30多岁了都还没结婚。找了几次对象，人家一看我是个用钱无底洞，就不愿意了。

　　2000年开始，我和老伴偷偷摸摸到街上拾了两年破烂。不敢让儿子知道，到垃圾桶掏矿泉水瓶，在路上捡废纸，到展览馆拾广告单。老伴心疼我的身体，不让我去，她一个人偷偷去捡。

　　用卖破烂换的钱买点鸡蛋、蔬菜补充点营养。脚肿得鞋子也穿不上，只好把布鞋的后跟都剪掉。吃不了东西，到后来竟然46天没吃进什么东西，一吃就吐，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只好灌输液维持生命。

　　借来的七八万用完后，向谁去借呢？救急不救贫啊。就有了安乐死的念头。

　　没想到媒体一报道，2001年8月，西安市开始把尿毒症列为社会医保的病种，报销额度也从70％增加到90％，还把每次的透析费降低了70块左右。我也可以参加社会医保了。这等于救了我的命啊。

　　我再也不用到单位去报了。原来每去一次，单位说没钱，就给我打欠条，我手里到现在还有厚厚的一沓医药费、透析费的发票，足足10万元。

　　现在我可以保证两个星期透析5次了，这样自己每个月只承担600块左右。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有空就和老伴玩玩牌，找人下下棋，去肾友俱乐部听听医学专家讲课。

　　王海元：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从1989年23岁得尿毒症到现在，我已经透析了14年。第一次透析前一晚，我差点自杀，父亲也几乎是一夜白头。

　　后来想想自己还年轻，赌一把，就想换肾。我去做了当时成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因为是第一次，医院有优惠价，可毕竟经验不足啊。我成了医生的试验品。

　　一年后换来的肾又坏死，只好再次手术去掉它。

　　当时和我一起住院的一位尿毒症病人，是个工商银行的行长，有钱，就到上海去做了肾移植手术，后来效果挺好的。

　　我只好靠透析活命，一星期透两次，每个月的医药费要花掉6000多块。看病的钱很多是家里人补贴。母亲早早去世了，老父亲70多岁了，脑血栓。兄妹们也有自己的家。

　　透析时间过长，我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也伸不直。有一天感觉肩膀特别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去医院看病，医生拍了个片子说，你的手臂脱臼了。这时我才猛地想起，前一天晚上脱衣服时用力大了点，好像听见“咯吱”的一声。

　　我在家门口开了个小杂货店，一整天守着个摊子。

　　为什么提出要安乐死？有人问我，我说自己十几年来是砸锅卖铁透析，但是家里有几口锅啊？

　　现在不想提安乐死了，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李新华：叫我“洗肾者”吧

　　我原先在陕西经贸学院当老师，得了尿毒症后，上不了讲台了，学校就安排我到图书馆当了个管理员。

　　我情绪很低落，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不愿和健康人说话。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全改变了。儿子在西安上了一年成人大学就不上了，没有钱啊，下定决心要去挣钱，就跑到深圳去了。他这一走，就没有回来过。

　　现在个人承担的费用降了，透析费也减了，我可以充分透析了。以前做梦总想着下个星期的透析费在哪里，这是救命钱啊，一旦少做或停止透析，身体就会很快坏下去。

　　现在我比过去有信心了，在台湾，透析病人最长的活了37年，有的还在做潜水员。他们的名字也取得很好听，叫“洗肾者”。

　　我也想通了，我们这个病，就像大楼下水道坏了，重新接个管子不就完了。

　　现在有心情去考虑其他事情了。我也当上了陕西省肾友协会副会长。整个西安市现在透析的只有500人左右。需要透析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多少人悄悄地走了？这些人中大多是没有医保的。（编辑　阮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