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石洪涛

　　“非典危机给中国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国家信誉的损失，对于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大型经济体而言，中国的国家形象尤其值得维护和改善，迫在眉睫的事情是修补和国际社会的互信关系。”今天，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庞中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在经济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治上积极参与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庞中英认为，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国际法实际并没有多少约束力，而国家信誉却显得至关重要。

　　非典危机曾一度让国际社会拉远了与中国的距离，庞中英认为，这是一场由非传统安全因素引发的外交危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从中学习如何与国际社会进行良性互动，调整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把危机变为契机。

　　庞中英认为，传统上，中国外交一直高度集中在所谓“高级政治”事务中，例如正常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互访，政府间关系中问题的处理等，而那些非传统的、新型的国际事务一直是中国外交陌生的领域。

　　但是，庞中英认为，今天的国际关系中，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线早已打破。许多高级政治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低级政治。一系列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政治问题，例如有组织跨境犯罪、恐怖主义、移民、污染、贫困等成了国家间高级政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庞中英认为，各国外交必须要积极面对非传统的、不属于高级政治但恰恰是最重要的新型问题。而非典危机正是这样一个不属于传统高级政治但却全面冲击高级政治的例子。

　　由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以前，中国习惯将国际事务高度集中在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方面，但是，原先的一些非国家间政治，如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毒品、瘟疫、食品安全等问题的出现，让很多中国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是否缺乏有效的处理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新型问题的观念和手段。

　　庞中英表示，中国政府在4月下旬采取罢免高官、强制隔离、及时公布真实信息的坚决措施后，国际社会逐步认同中国抗疫举措。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采取一种全球化的态度来对待一个国家内部突发的事件，包括信息的公开、地区间的合作等。

　　在目前国际环境下，越来越有必要将“国家外交”和“公众外交”结合起来。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上得益和受损的越来越具体为一个行业、一类人群。在这次危机后，同样有必要如何推动“公众外交”的开展。

　　庞中英说，在非典危机发生后，中国领导人坚持“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扬。因为国家安全不仅仅指“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等都需要重视。这些观点非常零散，至今没有被上升为系统理论，中国需要新的外交哲学。

　　非典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国政府可以自危机中得到一次改革和重新整合的重要机会，并由此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新整合。

　　（本报北京5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