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枪下留人”案假设错判谁该担责
2002年7月23日10:19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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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罡一审判处董伟死刑的延安市中院
“人命关天”，一个“天”字表述了生命的至高至上。正因如此，剥夺人的生命权成了《刑法》对犯罪分子的最高处罚，正因如此，“草菅人命”自古至今都是司法行为中的大忌。然而，面对延安郊外某刑场那令人心悬的一幕，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做出正确判断不应该说太难的案件，为什么一二审法官统统在未补充新的证据情况下判死？在那“枪下留人”的4分钟或是稍长一点的时间里，假如哪个环节稍有脱节会怎样？一对农民父母将永远失去儿子，社会将失去一次伸张正义的机会，法治史上将留下一处很难愈合的“硬伤”。那么该不该有人对此负责呢？
连日来被媒体“翻炒”得沸沸扬扬的延安“枪下留人”案，正在从关注案件的本身向关注为什么会出现“枪下留人”案的深层次拓展。从目前的报道看，有关专家和律师将董伟案出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下放有关。”本报赴西安采访的记者还挖出了董伟案中的这样一个细节：被董伟打伤的何阳死后，何阳在西安上学的妹妹也跳楼自杀了，何的妹妹死前曾对人说，“我哥哥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有人猜测，何阳妹妹自杀的情节很可能成为影响法官判案的一个因素。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董伟的身上直接和间接等于背着两条人命。
由于处在“台风中心”的陕西省高院到目前还没有就“枪下留人”案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媒体对董伟案的成因分析更多的是在“专家观点”和种种猜测中“打转”；由于董伟案的二审代理律师朱占平，是这出颇具戏剧性的现代版“刀下留人”案的主角，人们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朱律师怎样发现董伟案中的诸多疑点，怎样在刑场枪响之前“混进”了最高人民法院，说动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用手机命令“暂缓执行”这些惊心动魄的细节，而不容置疑的是这些报道和分析在向社会披露出“枪下留人”案，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带给了人们新的疑问和不解：外人听来都冷汗淋淋的“夺命”时刻，董伟的家人是怎样度过的？如果说“枪下留人”案的主要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下放”，那么据了解，最高院的死刑复核权下放已经22年，为什么22年的隐患在董伟案中才暴露出来？抑或是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是不是已经有一批冤死鬼人头落地？二审代理律师朱占平在董伟案中发现了诸多疑点，正是这些业内人士并不难发现的疑点让最高院下达了“枪下留人”的命令，那么该案的一审代理律师在开庭时提出这些疑点没有？公诉人是何态度？当时法院为何没有考虑到这些疑点坚持判董伟死刑？如果最终复核董伟罪不至死，那么谁该对“枪下留人”的不良后果负责？ 娃他爸来收尸时的哀嚎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据记者从业内了解，不少赶赴西安、延安采访“枪下留人”案的记者，都试图找到董伟的家人，了解他们在那生死攸关时刻的心情和感受，了解董伟的父亲——一个陕北农民怎样为了罪犯儿子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而奔走到最后一刻。但是董伟家距延安还有两天的山路，而且所有通讯设施都没有的现实，让赶着发稿的“老记”们只好放弃。所以到现在董伟的父母可能并不知道董伟一案经媒体报道后已经轰动全国。
本报记者几经周折，终于从董伟案的一审代理律师处，找到了该案中另一位关键人物——董伟表哥的手机号。7月19日中午，记者拨通了董伟表哥的电话。
据他介绍：董伟的家在离延安还有两天路程的陕北大山里，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至今靠天吃饭，吃水要用毛驴到几里地外去驮。董伟家5个孩子，他是老大。2000年董伟从一个保安学校毕业后到延安打工，挣钱帮家里供弟妹上学。
董伟表哥告诉记者，董伟是2001年5月1日晚出的事。第二天，董伟在延安打工的弟弟给表哥打电话说董伟打架了，让他到延安来看一看。正在承包一条高速路工程的表哥开始也没往心里去，觉得男孩子打个架顶多花点儿钱给人家看一看病不会有什么大事。5月5日当他从工地赶回延安时，董伟已于前一天被公安局拘留，很快又听说被董伟砸伤的人死了。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一边让人给董伟的父母带信，一边着手请律师对董伟打人致死的事做调查。
董伟的父亲和表哥从案发后到再见到董伟，是在2001年12月13日的法院一审开庭时。这位表哥回忆说：董伟被带上来时，先给法庭上的被害人家属道了歉，审理中董伟向法庭讲了他当时为什么会打伤何阳致死的经过。董伟供述的情况是：五一节晚上，他带着女友和女友的同事去歌舞厅玩，被何阳拦住去路，何阳要董伟让出一个女的陪他睡觉。二人因此发生口角，何阳先动手打的董伟，打了两次董伟才还的手，这些情况案卷里都有。律师也根据他们的调查情况认为，董伟伤人致死按故意杀人定罪证据不足。但是一审法院还是判处董伟死刑。董伟的家人认为法院这样判不公平，又让表哥帮助再找西安的律师上诉。
董伟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后，董伟父亲四个月里往返陕北和延安不下十几趟，到处替儿子喊冤。家里穷，在延安城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的董伟父亲，来来回回都要走几十里山路。
董伟表哥说：“今年4月22日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原判，下达了对董伟执行死刑的命令。因为交通不便，几天之后法院的死刑令才辗转到董伟的老家。4月28日，董伟的父亲、二爸、三爸、堂姐等赶到延安准备给董伟收尸。当时董伟的爸爸已经说不出话，一个劲儿地浑身干抖。家人拿着凑来的1000多元钱，给娃买了一口300多元钱的棺材，又花了200多元钱给董伟买了寿衣，老家已经给娃挖好了墓坑。谁也没想到会出现后来的结果。28日一夜老家来的人谁也没睡。29日一早我们赶到刑场准备见董伟最后一面。刑场就设在离延安二庄科看守所不远的地方，到了刑场，董伟的父亲已经哭得没有眼泪了，就是一声接一声地干嚎。那个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10：20我们看到执行任务的武警已经戴上了口罩，对死刑犯也已经验明正身，执行马上就要开始。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正在北京为董伟案申诉的朱律师打来的，说上面已经下令暂缓执行。我脑子里当时一片空白，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是不承认董伟的犯罪事实，只是希望法律能够给一个公正的判决。” 一审代理律师得知 董伟终审判死非常遗憾
按照目前报道，董伟案带着不少疑点被两审法院做出死刑判决，后经过二审代理律师朱占平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转机。据了解，董伟案只在一审期间开过一次庭，法院只给了董伟和他的辩护律师一次申辩的机会。那么对于案件审理非常关键的一审开庭情况如何？出庭律师有没有提出案中疑点？外界还一直不得而知。
7月19日，记者通过延安市司法局的查询，终于得知代理董伟案一审出庭的是该市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嘉岭律所的王益民、王栋两位律师。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两位律师。
据王栋律师介绍，董伟案的唯一一次开庭是在去年12月13日上午9：00到11：00多，二审没再开庭就做出了终审判决。一审开庭时，王益民和王栋两位律师全部到庭为当事人进行了辩护。当时他们就提出了董伟案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搞清，包括案件的起因，与被害人有没有积怨等，他们认为就已有的证据看定故意伤害罪比较合适，定故意杀人有问题。他们还提出该案的唯一一个证人证词有矛盾之处，董伟有罪但罪不至死。
王律师还说，受理了董伟的案件后，他们也曾试图寻找目击过案发现场的其他证人，但是由于那一地区的人员流动量非常大，另外也没有准确的案发地址所以没有成功。一审法院最终没有采纳两位律师的意见，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董伟死刑后，两位律师专门将他们对董伟案的意见写成了刑事上诉书，让董伟的家人上诉。希望二审法院能考虑到他们的意见，做出公正的判决。
王律师告诉记者，因为董伟案二审是由另外的律师代理，他们不太了解后来的情况，但是当得知董伟要在今年五一前被执行死刑时，心里还是比较难过。嘉岭律所的合伙人律师王益民说，如果董伟被执行了死刑，那将是他执业十几年来遇到的最遗憾的案子。
假如“枪下留人”案属错判该不该追究法官的责任？
延安“枪下留人”案经各路媒体的“挖掘”，至少有一大半的脉络已经清楚。虽然陕西省高院和延安市中院还没有对董伟案为什么最终判死说明理由，但是实际上这已经不影响我们对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探究，那就是假如“枪下留人”案经复核后得出董伟罪不至死的结论，那么谁该对“枪下留人”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会不会有人要被追究？记者就此问题进行了采访。
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的钱列扬律师认为，从理论上讲谁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到司法判案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是程序设计上出的问题，还是执行者个人的问题，是个人水平、对案情理解的杀，我认为应该追究责任。来源：2002年7月23日（责任编辑：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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