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非典”战至今每天接咨询电话1100多个，举办讲座30次，受训人数2160人次；指导消毒单位2501个，发放宣传材料30万份，消毒面积7353645平方米

　　8时早就打听好了，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早上8点半上班，为了让自己这个“临时工”不落人后，记者早8时便走进了位于北兵马司胡同5号的这栋小楼。没有预料的寂静，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走进毛书记的办公室时，她正在接电话，脸上溢满笑容，放下电话，她仍难以抑制地高兴，“刚刚通知说，我们中心陈主任今天当选‘东城区抗非典优秀党员’了！”

　　只有一只肾的主任

　　陈立泉是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1968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卫生防疫一线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998年参加抗洪，病倒了，切除一侧肾脏。但关于当时如何劳累和辛苦，他至今不愿多说半个字。此次，非典战役打响他便再没回过家，不论一天睡4小时还是2小时，同事们看到的永远是他颇有感染力的笑脸和矫健的步伐。

　　当4月20日全市第一起工地“非典”疫情爆发时，陈立泉立即带人赶往现场，逐人排查、对工地及时果断实行封闭式监管、将传染源火速送往医院救治、对2000多平方米现场进行消毒、培训工地干部和民工……此间，他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地工作经验，参与起草制定了《东城区对“非典”密切接触者管理办法（一）》、《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管理“非典”密切接触者工作人员职责》和《地段保健科处理“非典”疫情工作职责》。

　　10时15分在流病科找到了陈主任，他刚刚参加完这里每天早上的例会，每次会上要确定这一天7个小组的人员分配和排班情况。虽然表上有出勤的、有休息的，但所有人一样留守在中心待命，都是一连五六天没回家了，多功能厅临时搭起的十张床就是为他们轮流休息准备的。此时，接到一个工地疫情电话！流病科人马立时反应，此时，一身深蓝色制服在穿梭忙碌的白大褂中显得格外打眼。“你是？”“刚从卫生监督所那边临时调过来的。您别担心，我可是‘老流病’了！”

　　重回一线的老战士

　　这位自称“老流病”的朴实汉子叫王彦增，1976年到1994年一直在中心流病科工作，如今他已经被调到另一个单位的食品科工作了。自从“非典”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他就把请战书递到了领导桌上。“咱学的就是流行病这个专业，又是中心的‘老流病’，遇上这事，想躲清闲，自己心里都不消停。”今天早上，王彦增终于听到了盼望已久的这个通知———由于中心任务重、缺人手，临时调他去中心帮忙。一分钟没耽搁，他风风火火赶到了自己的老单位，刚一落脚便听到工地疫情。没说的，上！

　　工会主席杜研、党办主任张威威和总务科祁仲民，这三位不同科室的老将听说“娘家”需要人，主动报名参加了消毒应急小分队，分开十几年后，他们再次成为了并肩的“战友”。

　　12时30分“毛毛来啦！”一个戴着眼镜、瘦瘦的小男孩出现在中心二层的楼道，看见他的人都疼惜地问候着他。快步走进一间办公室，叫了一声“妈。”他便坐在了门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吭地望着正在低头写东西的葛兰。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男子匆匆地也赶到了这间办公室，“你跑哪儿玩去了，我和你妈打电话怎么都找不到你！”

　　夫妻齐上阵

　　葛兰和陈超英夫妻俩都在中心忙，儿子毛毛今年上初二，如今两边老人都不在了。夫妻俩只能狠狠心把儿子一个人甩在家里。平日里，夫妻俩忙起来都顾不上给儿子打个电话，反倒是毛毛总隔一两个小时便来电话问候问候，话不多，每次都是那两句———干吗呢？在哪儿呢？听见父母的声音，心里也就踏实了。

　　今天，陈超英又是24小时带班，而葛兰作为主任助理，每天都要等到晚上做一天的“非典”疫情统计和工作总结。毛毛几天没见到他们了，所以亲自找上门来看一眼爸爸妈妈。“其实，我俩基本每天都会腾出一个人来回家看儿子，只不过回去得太晚了，儿子都睡了，第二天走时又不忍心吵醒他。每次看见儿子连衣服都没脱、等着我们就睡着了的样子，心里真是一阵阵发酸。”

　　13时45分流病科的崔大夫和小徐走进一家医院的隔离区，此时穿着防护服的两人已经完全分辨不出谁是谁了。和这里的大夫接洽完毕，他俩开始认真地将新入院的8位“非典”患者病历逐一填写到他们带来的调查表上。一个小时后，他们拿着这些表格又到病房找到了患者，姓名、年龄、发病时间、居住环境、密切接触者……几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一堆问题，仔仔细细问了个遍。走出隔离区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崔大夫一脸疲惫地坐在车上。和小徐聊天才知道她就是徐文彩，中心上下闻名的妈妈队的一员。

　　年轻的妈妈队

　　流病科里除了徐文彩，还有张海艳、邢丽丽、张淑芬、王旭红都是舍下孩子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年轻妈妈，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因此，大家给了她们五人一个共同的名字———妈妈队。

　　今天，在大家都喊热的办公室里，王旭红白大褂外面还紧裹着一件黑色开身毛衣。原来，平日里最有活力的她这次可真是累坏了，一连几天发烧不退。“开始发烧时，我第一次怕了，当时我最想见的就是我儿子……”说话间，王旭红的眼睛红了，两行泪顺着脸颊淌下来。经过诊断，排除了担心的王旭红立刻又投入到一线工作中，今天早上，儿子打来电话：“妈妈，你不是说礼拜天回家看我吗？你怎么没回来呀？妈妈，我真怕你永远都不回来了。”

　　17时25分消毒科接到任务，准备前往东直门一处疫源地进行消毒。大家穿戴整齐，提着器械疾步跑到车边集合。此时，走过来两个深眼窝的小伙子，打着嘟噜快乐地向准备出发的人问好。来到现场，一个提着消毒液气压瓶的人走在最前面，一边向地上喷着消毒液一边向前走，后面的两个人则跟在他后面，踩着喷过消毒液的地面缓缓前行。门框、门把手、室内地面……无一遗漏仔仔细细喷洒消毒，从屋里出来再退去身上的防护服，大家都已经捂出了一身的汗。回到中心休息时，大家无意中又提起了那两个打着嘟噜说话的小伙子。

　　不下火线的新疆“兵”

　　这两个快乐的小伙子一个叫穆和塔尔、一个叫凯塞尔，是去年年底从新疆和田地区卫生防疫站来到中心进修的。赶上北京“非典”疫情，两人毅然报名参加了消毒队。“我们在中心进修就是这里的一员，遇到紧急疫情，哪有往后退的。”

　　4月22日，是穆和塔尔39岁生日。虽然远离家乡和亲人，但中心同事送来了生日蛋糕，这份惊喜让本就爱乐的他更是眉开眼笑。两个人连续十几个不眠之夜工作在消毒一线，劳累，在同事们的生日祝福声中烟消云散。

　　20时35分又接到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消毒任务。大家开始各自分头做准备，这样的时间、这样的任务，他们早就习惯了。自从“非典”战开始那天起，哪一天不是通宵工作，很多时候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睡上两三个小时便又要起身工作。

　　今晚，又是一个不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