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报道：17日早晨的秋雨照例导致北京交通拥堵加剧，一位小学教师5点40分从家里出发，9点多了还在公交车上，急得她直叹气：连第二节课也赶不上了。

　　据统计资料显示：北京机动车已超过202万辆，全市道路90％以上达到交通饱和。去年全市新增机动车27.6万辆，今年前8个月又新增24.6万辆。同时，今年新增驾驶员13.8万人，有“本”人数已达312万人。

　　若说城市道路建设的财力支撑和地理空间条件，恐怕没有哪一个大城市敢与北京相比。即使这样，北京修路的速度仍远远赶不上车辆、流量的增长速度，从而造成如此局面。于是生出一种担心，在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下，全国其它城市被煽动起来的汽车消费热是否也象北京一样，把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烧”得“千疮百孔”呢？

　　用“千疮百孔”形容交通拥堵对北京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也许不算耸人听闻。据说外国早有《堵车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永不堵车——谈堵车的经济学”也值得认真一读。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机动车超常增长的负面效应：

　　降低效率：既然小学教师由于交通拥堵不能按时给学生上课，那么，完全可推知产业工人不能按时到车间开工，医生不能按时到医院抢救危重病人，科研人员不能按时到试验室继续他的试验，政府官员不能按时到机关处理事关百姓利益的事宜........同时，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首善之地又联结着全国各地，正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北京的某条道路被堵，不单单会耽误北京人自己的事，说不定就是牵着全国的一“发”。

　　增加成本：无论是过去的“有车族”，还是新加入有车一族的人士，无论是乘坐“公交”的市民还是驾私车出行的人，都面临着交通成本明显增大的问题。成本增加而受益不增加甚至降低，意味着交通消费“性价比”以及生活质量的降低。同时，机动车的无节制增长预示着未来的交通成本将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可以想见，政府迟早要采取限制措施，而最有效的措施便是增加有车族的各种规费和停车费用。另外，由于交通拥堵致使交通死伤事故明显增多，则直接导致不必要的罹难者生命成本、罹难者家属“悲伤成本”、保险公司赔付成本、个人及社会的医疗成本等等。

　　损及公平：贫富分化不一定等于不公平，而机动车造成的空气、噪声污染以及城市空间的额外挤占，一定是不公平。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北京市民都开一辆私家车，但却必须分摊由大量机动车制造的那一部分额外的城市综合成本。例如，乘坐公交车上班的小学教师并未享受开私家车带来的方便和惬意，却不得不分担交通拥堵带来的利益损失，这种损失既可能是她本人因迟到造成的工资、奖金损失，也包括她的学生不能按时上课形成的损失。即使市民呆在家里，也不得不承担由于机动车污染空气而造成的健康损失。

　　某教授曾说过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笔者从不相信“一言兴邦”，若说政府的汽车热、百姓的汽车热全是这位大教授一把火点起来的，真算高看了他。不过，如今，机动车过度增长确实营造出了北京的过度“繁荣”，假如这位教授经常被拥堵以至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他还能“欣喜”多久？

　　看来，确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堵车经济学》，或者首先研究一下《北京堵车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既应被舆论导向者接受，也应变为法律政策和其它有效的调节措施。同时，可为消费者建立“汽车消费理性”提供认知基础。

　　（作者 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