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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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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0日01:40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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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闵家胤本报记者 聂北茵
欧文·拉兹洛小传
欧文·拉兹洛是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他是我们时代最前沿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
童年时代的拉兹洛是匈牙利音乐神童，9岁担任国家交响乐团钢琴独奏，14岁获李斯特音乐学院硕士，15岁获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之后获美国总统基金资助在全球巡回演出。
拉兹洛27岁转向哲学，获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后任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1987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F·马约尔的科学顾问。
拉兹洛已出版67本书，被译成17种语言，并录制了7首自己演奏的古典钢琴音乐的长唱片。
人们都知道，近年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成绩卓著。去年据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17％，甲烷排放量减少了2.2％。但我们同时也发现，虽然我国开展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程，但还是有不少地方滥砍滥伐，甚至有些地方还把刚刚栽种的小树砍来当柴烧；尽管政府出台了各项举措控制环境污染，但还是有的城市不愿关闭造成污染的工厂，因为那意味着工人的下岗；虽然许多大城市都建造了漂亮的垃圾分类箱，但还是有不少人依旧乱丢垃圾……
那么，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快速增长之路还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是“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还是学会负责任地生活呢？
一个很凉爽的秋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理室的办公室里，我采访了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闵家胤先生。
如果人类继续像现在这样盲目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下去，世界人口和消费增长的曲线，同全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要交汇，从而引发全球性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
记者：自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做出“如果目前世界人口、工业化、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粮食生产的趋势继续不变，下一个100年的某个时刻，就会达到这个行星增长的极限———出现不可控制的灾变的预测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话题震惊了全人类。3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个预测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无情的事实验证。通过您组织翻译的拉兹洛的一系列著作，我们知道了拉兹洛面对危机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
闵家胤：据我所知，拉兹洛是在1972年发表《系统哲学引论》之后引起了罗马俱乐部的注意。应罗马俱乐部之邀，拉兹洛组织了分布世界各国的120位学者，“用系统哲学研究全球问题”，在1977年完成了《人类的目标》这部报告。正是在撰写这部报告的过程中，他突然醒悟到：罗马俱乐部讨论的“增长的极限”，不过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外在限度，是一些不可改变的自然常数；现在人类社会人口、生产、消费、污染等等的增长，要触及这些极限并引起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灾变，其过错不在于地球的自然环境，而在于人类自己。
1978年，拉兹洛独自撰写了《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从罗马俱乐部最初注重的对地球生态系统外在限度的考察，转向了对西方价值观、文化、伦理的内在限度的批判性考察。
《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是拉兹洛组织的布达佩斯俱乐部发表的第一部报告。在这里他论证了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革命”、“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灾变。
我们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危机。如果我们要拯救世界，控制污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阻止臭氧层的破坏，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这些东西加剧了全球性难题。
记者：在拉兹洛的著作《巨变》中，他充满信心地谈道：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只要把全球哲学、政治、科技、文艺、媒体各界的有影响的领袖人物动员和组织起来，造成一场“意识革命”，改变现在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生活方式，就能避免两条曲线的交汇和爆发全球性生态灾变，并创造一种可持续进化的文明。可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刚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首脑参加的地球峰会上，世界第一排污大国美国就拒签《京都议定书》。您认为，靠改变“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观念的“意识革命”真能拯救地球吗？
闵家胤：我先概括地解释一下拉兹洛的“意识革命”的核心内容，再回到你的问题。
记者：好的。
闵家胤：拉兹洛的确认为，解决人类当前的意识危机，首先就是世界观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从机械论转向有机论，从线性思维方式转向非线性思维方式，建立起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通俗地说，就是把地球重新看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大地母亲盖雅，她是生命和非生命系统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反馈能力的控制系统，有自调节和自修复能力。由此，我们每个人产生出对地球母亲和生命系统负责的意识，反思纠正自己行为的意识。其次是价值观的进化———人类必须在意识上超越以我为中心和以我们为中心，达到“人类意识”、“全球意识”、“宇宙意识”。这样的个人将会充满爱和同情，不仅关爱自己，而且关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以及生命赖以维持的环境。再次是扬弃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你刚才说到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这个事，就是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大企业集团的利益———因为要关闭很多家二氧化碳排放量超标的工厂嘛！而中国因为是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达到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然而，我们的朱总理已经向全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将正式签署《京都议定书》。现在，有一个好的信息———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都签署，有一定数量的大国签署，那么《京都议定书》就会自然生效，对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强制你执行。
当然，我个人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在解决人类意识危机的同时更要立法。
“我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我对这个星球负完全责任。”每个人都应该负责任地生活。抛弃落伍的观念，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
记者：人们都认为，今天的社会，物质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多数人的行动指南，不管是贫是富，西化还是传统，谁不执迷于物质财富呢？另外，就是许多人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谁来关心“全球性生态危机”这样的话题呢？
闵家胤：恰恰是针对你所说的这个现象，拉兹洛在《巨变》中称：要创造“新理性的整体文明”。我把它理解为超越“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为了促成这种新文明的出现，拉兹洛在《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中提出了四大新诫命———
对个人提出的新诫命：想到全球，负责任地生活。再不能“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或“像富有人那样生活”；而是要“以所有其他人均能照此生活的方式生活”。
对企业提出的新诫命：创造一种负责任的文化。要认识到企业的运作如果损害社会和环境，最终会倒过来损害企业。因此，企业再不能只关心企业主、股东和从业人员的利益，要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责任意识”。
对政府提出的新诫命：扩展政府的视野。要把眼光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区域联合体、网络社会、全球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要建立区域安全体系，节减军费开支用于治理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维护生态环境的集体行动。
对社会提出的新诫命：采取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要从对现代科技造成后果的反思中产生全球价值和全球伦理，“保持人类主要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
记者：我们很想知道，作为布达佩斯俱乐部中国分部主席，您在创建“全球性的生态文明”的研究中有哪些思考？
闵家胤：1998年在意大利萨丁岛举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生态文明———可持续进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文，我的分析是：为什么地球的生命从出现到现在能维持几十亿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呢？因为它建立了一个三维的循环结构：植物是生产者，它把太阳光利用来造成碳水化合物；动物是消费者，食草动物吃草，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动植物的尸体交还大自然，由细菌、微生物充当分解者，之后又变成二氧化碳和肥料供植物生长。这是一个能量物质循环使用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几百万年的人类原始文明并没有破坏这个结构，而工业文明短短的200年———也就相当于地球46亿年生命中的3分钟吧，就把这个结构彻底破坏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结论是：由于人类利用现代科技、发展商品经济，人类变成了一个超级生产者，各种人造系统大量消耗资源，把二氧化碳、污水排给了自然界。人类又是一个超级消费者，消费植物、动物和各种人造物品，之后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废气、废料又交还给大自然，但是人类没有变成一个超级分解者，他交还给大自然的废弃物，是细菌分解不了的。比如二氧化碳要靠森林吸收，但森林都快被砍伐光了。总之，大自然分解不了这么多废弃物。因此，人类只有变成一个超级分解者———发展生态经济；每个工厂要把生产后的废弃物处理后再交还大自然，力争零排放、零污染；每个家庭都应该对自家的垃圾分类处理；每个人每年都要种一棵树……
我对“全球性的生态文明”的建立是持乐观态度的，尽管人类会受到利益的驱动，还存在人类“集体无意识”迷思的困扰……但在信息化时代，人类要继续生存必然走到可持续发展这条路上去，必然产生全球性的生态文明意识。
我们共同的未来，大部分取决于我们今天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为了改变世界，请先改变你自己。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抛弃过时的幸福模式，在倡导先进的生活方式方面开风气之先。
记者：我注意到，拉兹洛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提到要倡导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回到“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为了减轻加在这个行星的资源和生命维持系统上的负担”。在《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里，拉兹洛举的一个例子给我印象特别深———
如果琼斯先生在一个热带海滩上晒太阳，抽一支烟，喝一杯马丁尼酒，吃一个汉堡包，并在他的手机上讲话，他同时增加他得皮肤癌、肺癌、肝硬化、高胆固醇和脑病的机会。琼斯先生和太太有过“好生活”的更好的方式，比如，散步、游泳、骑自行车、读书、听音乐、参观自然或人文胜地、会客、与邻居一起帮助邻居……
拉兹洛的结论是：一种高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变得不健康，而当人们降低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的时候，同时却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拉兹洛的这个观点，对今天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青年可能更有意义吧？
闵家胤：是这样的。拉兹洛说过，如果全世界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有十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过去，我也很不服气———你们发达国家过上好日子了，就不让我们穷人学了吗？我们怎么能不学？那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带头改变自己的高物质消费的生活方式呢？
记者：的确有不少学者质疑：难道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只能享受清风明月吗？
闵家胤：但是，在《巨变》中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正在发生的变化———
拉兹洛把美国人分为三类： A．传统派：严守西方传统的人群； B．现代派：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注重消费，注重竞争，获取享受、浪费、污染的一代； C．文化创意派：更注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环保等精神价值的追求，在居家住房、饮食、家电使用上，更自发地回归简朴生活。有意义的是，调查显示：1995年文化创意派在美国为500万成年人，占美国人口不足3％，而今天则达到5000万人，占到美国人口的25％。据“纽约趋势调查协会”的调查显示，“自发的简朴生活形态”已扩展到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1997年十大趋势之一。
记者：正像拉兹洛所说的那样：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是朴素而高质量的，也可以是奢华、昂贵和炫耀的。这取决于选择。
闵家胤：西方有一句名言：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天线和良心。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很敏锐———发现问题；应该有良心———肩负责任感。然而，我对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很不以为然，他们总是过度地渲染明星和大款们纸醉金迷的私生活、绯闻、挣多少钱、开什么样的豪华车，整版都是，这不是引导年轻人追求那种浪费型的高消费吗？我最近去荷兰，来接我的荷兰教授用的还是16年前的那部车，因为耗油量低。他们全家人上下班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他的夫人在40公里以外的地方上班，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因为在荷兰，人们以骑自行车、坐公共交通工具为美。而我们这里以开豪华车为美———这在发达国家是落伍的、过时的意识啊！
圣雄甘地断言：“要想世界改变，就把自己当成这个改变。”人类学家玛格丽特说：“不要怀疑一小群人改变世界的力量。”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更高的全球意识，有更高的境界追求，从自己的身边小事做起，开风气之先，抛弃过时的幸福模式，地球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共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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