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我忘不了这位不善言谈的八旬老人倡议“安乐死”时的眼神：那里有对逝者的哀叹，更有着对生者的同情。

　　初次见她，她带着浓重的口音给我念着她的议案，我失望地觉得这可能会是一次平淡的劳模专访。

　　然而，当她兴奋地数着每一个“儿子”（成年劳教者）和“孙子”（少年犯罪者），并用他们的外号讲述着“孩子”改造成功的故事时，我在她脸上看到我母亲夸耀我时的荣耀。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我采访的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叫韩雅琴，是一名普通的下岗女工，过去二十年，她用“连哄带拍打”的方式收容、帮扶一百多名“两劳”释放人员，她的家成为中国第一个社会化安置劳教释放人员的机构。

　　在她的家乡，她被称为“浪子妈妈”；在中国各大监狱的高墙内，她则被亲切地喊为“妈妈”。

　　当她讲到刑满释放者“二虎”用第一笔工资买了一块肯德基揣在怀里，一路跑着回家给“妈妈”，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能在许多人不解的眼光中愉快地生活着。她说，这辈子永远揪心的就是亲生儿子临死时，她没来得及为他做一碗他念叨很久的牛肉馅饺子。

　　采访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大豪，起初总觉得像是“应景之作”。“两高”报告的审议，全民“反腐”的热点，都要聚投在一个检察官的身上，这实在太重。

　　我没有得到我“设计”的答案。我的笔记本上，最后只留下了一堆“非英雄化”的话语：“我是个农民出身，不求升官，不求发财。有人说我是‘刀枪不入’。严厉的话我敢说，敏感的问题我敢坚持。我这辈子都是这么艰苦过来的，酸甜苦辣都尝够，也是一种享受。”

　　还有李铭陶。作为２００８年奥林匹克村的总设计者，李铭陶被包围在层层叠叠的摄录设备中。众记者得到自己需要的答案纷纷散去，满头华发的老人却似有话要说。这次，他辛酸道出的不是奥运会时尚闪亮的建筑物，而是“城市化可能给农民带来的苦恼”。

　　还有王忠诚。我忘不了这位不善言谈的八旬老人倡议“安乐死”时的眼神：那里有对逝者的哀叹，更有着对生者的同情。

　　还有……

　　每一次凌晨３点的搁笔都让我收获从未有过的震撼。“韩妈妈”、“李铭陶”、“王忠诚”、“陈大豪”……都是让我流泪、感佩或敬服的真实的人。

　　从这些人民代表身上，我看到了伟大的民意，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良知。

　　我终于理解了一位记者前辈所说的“历史的见证者”的含义：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曾经在议案上郑重地写下自己名字的普通人，以及我这个平凡的记者，或会被遗忘。然而，这个负重累累却朝气蓬勃的国家，却在荆棘中前行了。新华社记者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