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庞中英

　　　 日本方面对中国遭受非典打击表达了作为东亚最大邻国的关注，向中国提供了数量较大的物质、资金援助。特别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由于非典而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5月，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率领的代表团访华。中日关系在非典背景下似乎获得了新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双方领导人几乎没有提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只是说，“以史为鉴”。根据中国官方报道，中日两国领导人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放眼长远，筹谋大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舆论提出，中日之间应该搁置历史问题，至少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应过多地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这种政策建言当然引起了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

　　　 中日关系到底能否超越历史问题？答案是，由于中日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历史问题不仅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中日两个民族间的社会问题。

　　　 历史问题不是说回避就能回避，说利用就能利用的。中日之间的汹涌暗流，多数来源于历史问题。在领土主权纠纷方面，日本政府试图使占领钓鱼岛合法化。右翼团体不断扬言再登钓鱼岛，刺激全球华人的民族感情。日本与台湾关系公开升温，日本公开支持台湾当局借非典之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肯定不仅仅只是出于单纯的公共卫生考虑，其背景是日本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日本首相小泉的一个智囊团在2002年11月发表的对外政策新战略报告，就极力主张日本加强与台湾的全方位关系。日台关系的加强触及到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神经。可以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点也不亚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日本成功地利用反恐、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的机会，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立法，在实质上已经使日本《和平宪法》空洞化，有助于日本重新武装。日本首相已经公开承认，“自卫队就是军队”。日本的重新武装当然不一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一个没有正确历史观但重新武装了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一些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考虑放松对日本的要求，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日合作在东亚合作中的关键性。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整个东亚合作进程确实离不开一个紧密的中日关系。在这点上，无论中国还是东亚其他地方，对此的认识是一致的。人们寄希望于中日两国改进关系，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龙头”的共同领导作用。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日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政治现实主义关注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并未真心实意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直到现在，日本仍然认为自己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在外交辞令上，日本一再称，日本欢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日本也愿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这无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观点。日本特别强调自己是“西方”发达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具体标志是“八国集团”（G8）。

　　　 其实，如果回顾最近十几年日本与东亚关系的演变，我们也许用不着为中日关系太过焦虑。日本作为一个发展模式的神话已经破灭。日本模式的产、官、学一体化（勾结）的政治经济结构弊病丛生，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无力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作用已经减小。如果日本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不肯起建设性的推动作用，中国与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完全可以首先形成东亚合作的大局，而让日本处于东亚合作的边缘地位。到时，东亚合作成了气候，该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东亚合作若真的深化，不怕中日关系不改善。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欲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也难以做到。何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并不情愿只从亚洲出发办事。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与亚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是，日本的重心仍然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上。日本仍然强调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关系上的中心性。在安全上，日本仍然要依靠美国，比如，靠美国之力解决朝鲜对其构成的核威胁；在战略上，日本仍然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中日关系如何改善，日美关系都不可能弱化。也就是说，日本不可能以日美关系为代价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加强中日关系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历史问题是中日之间的最大干扰因素。没有两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诚和解，历史问题回避不了，所以，即使有人提出要搁置，怕是也搁置不起来。中国确实需要长期巩固的、友好的中日关系，但是，一厢情愿、简单化、急功近利，甚至缘木求鱼的“战略”要不得。其实，中国完全没有必要靠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单方面让步而求得中日关系的片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