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收到一篇来稿，该文将2002年度《福布斯》“富豪榜”，和今年9月中旬公布的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英雄榜”作了一个比较分析。发现浙江私企在“纳税英雄榜”上的数量和占比，要比“富豪榜”上的多。究其原因，作者认为浙江民间商会的监督与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作者来自浙江税务部门，掌握着权威的数字资料，其调查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一个多月前，该作者在给本报的另一篇报道——《“浙商现象”与“问题富豪”》一文中（见8月18日本报《华东新闻》第十九版——编者），谈及浙商中为何少“问题富豪”，同样也提到了民间商会在其间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数量多、组织机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的浙江民间商会一向为外人所称赞，尤其在温州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外扩张，其每一步都离不开民间商会的支持和推动，并且这种影响力随着民间商会组织的日益完善，渗透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领域。比如，去年的一场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事件——中国企业取得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起胜案，就是在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操作下完成的。在这一事件中，民间商会成为沟通市场各主体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通道，努力寻求市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再比如，在纳税和诚信经营的问题上，以往人们都把它看作应是政府抓的事务。而在浙江，因为有民间商会的有意识倡导，使得诚信经营成为许多企业自觉的市场行为——一旦某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经商会公布后，它就很难在行业内继续发展下去。

　　有些地方看到浙江、尤其是温州民间商会的成功，也想学习，当初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案胜诉后，不少地方也热衷成立民间商会。观摩、取经之后依葫芦画瓢地成立了不少行业协会，但一年过去，鲜见有成功者。为什么？因为，学习者并没有真正了解温州民间商会成功的根本原因。

　　拿温州民间商会来说，其发展壮大与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分不开，也与温州地方政府清醒的角色意识紧密相关。专家和媒体总结温州市政府的职能转变20年来经历了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改革初期“无为而治”的“宽松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对于“有限政府”这一概念，当地领导的解释很清楚：“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政府不管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将它转交给真正称职的管理者，比如商会，以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政府则加强规划、引导、监督和服务。换句话说，是温州政府的适当“无为”，成就了民间商会的“有为”，政府与商会组织分工协作，共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作者 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