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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陆幸生（记者） 长期以来，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 压抑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记者：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表述，比较极端的说法，所谓公有制“不行”了，要代之以私有经济。 齐勇锋：长期以来，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几乎包揽一切投资和经营领域的传统制度的确是“不行”了。因为这种制度极大地压抑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既不符合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同时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原因。小平同志说得好：“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国家就出台了包括鼓励发展个体、集体和外资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中共16大报告把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由以前的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与公有制经济的同等地位，这是16大在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 通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不会有2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对于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坚持又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而不是简单化地谁替代谁，更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在调整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不是简单一句“国退民进”所能涵盖的。 记者：也不单纯是一个效益好坏的问题。一个经营得再好的三产小饭店，与关系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的通讯行业，两者既不可能替代，也无法比拟。 齐勇锋：你说的很对。这就涉及到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的调整问题。国家作为单一投资主体所造成的第二个结果是，国有经济投资的领域过宽，战线太长，不分主次，没有重点，国家既要投资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开发，也要保证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负责老百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品项目投资。国家本来就比较穷，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所以就形成投资能力与资金需求方面的尖锐矛盾。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往往得不到资金保证，有的是有了一期工程的投资，二期投资还不知道在哪里。最极端的现象，是产生了一批完全依靠银行贷款的“无资本金企业”，如天津的一家企业，120个亿人民币的巨额投资全部靠贷款，其结果，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国有企业的效益之所以较差，资本金不足，包括利息支出在内的负担过重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产生了，有些重点项目往往会变成困难项目、亏损项目。 齐勇锋：目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已取得历史性的进展。但由于国有经济的布局宽、战线长、惯性大，加之理论和认识上的滞后，以至调整的步伐缓慢。结果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还继续在各个领域投资，依旧在造就一批新的国有企业。 记者：国家的投资就像撒胡椒面，对国有企业也要负“无限责任”，累得要死，简直是吃不消了，而其他人几乎插不上手来帮忙。 齐勇锋：其实，早在中共15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要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着眼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16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可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方面的调整，近几年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如从1998年至今，国家已经投放了6000多亿人民币的国债投资，主要用于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约2万亿元的其他社会资本的投入。现在我国的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除个别地区外，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二是为非国有经济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更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目标，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可以缓解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200万，但是只能安排800万左右；在国有企业5000多万下岗职工中，已经安排了3000多万人，还有1000 多万尚未安排。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目前已成为吸纳就业和再就业人口的主渠道，在这一方面，今后还要依靠非国有经济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有进有退”是国有资本改革的必然方向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用最简单的划分，来确定一下分别适合国有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投资的范畴？ 齐勇锋：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作为，重点投资的领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如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环保，以及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电等。这些项目的基本特征，一是投资巨大；二是建设周期比较长；三是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效益较低。如长江三峡水电枢纽工程，西部开发的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西电东送工程、青藏铁路工程，都是成百、上千亿的投资，建设周期动辄10多年甚至几十年，一般的民间资本根本无力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投资。因而只能主要由政府筹措资金进行投资建设。 对于民间资本说来，比较合适的投资领域，就是投资小，周期短，收益快，比较适合市场调节的社会民众的一般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和服务。 这样的分析，当然是很粗略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对于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得到“改善”，该坚持的坚持，该退出的退出，该国有资本加大力度的就要加大力度，要彻底退出的就要彻底退出。 记者：所以准确地讲，这种调整是有进有退，单纯一个“国退民进”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相反，如果这种认识得不到纠正，就会在我们的经济改革实践中造成谬误和偏差。 齐勇锋：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总的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国家干国家的事情，促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把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即适合社会和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放手让民间资本来做。 具体来说，国有资本首先要保证和加强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保障国家国防和经济安全的行业，以及自然垄断性行业，如金融、通讯、铁路、石油、军工、航天航空、稀有金属的开采和冶炼、造币、新闻报刊等。这些行业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国家必须进行垄断性经营或者控股经营。 其次，是社会公益性行业，如邮电、电力、公路、环保和生态建设、城市交通和供水供气，以及基础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等，国有资本也要有作为，增加投资的力度，进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经营。 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比如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第二产业中的机械、化工、冶金、建材、电子、医药、食品、服装、五金、房地产业，第三产业中的商业、宾馆、运输、餐饮、旅游、演出、音像、娱乐、社会中介等服务业，国有资本除保留少数相对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外，其余应逐步退出，允许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上述行业中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则应该坚决退出。国家去投资管理一个食品店、理发店，干什么呢？有这个必要么？ 如果一定要说“国退民进”这个词，那么，上述一般竞争性行业，尤其是这一行业中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就是“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可以大大发挥自己才能的领域。 记者：从中共15大以来，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调整已经进行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呢？ 齐勇锋：进展很大。但是各地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拿沿海地区来讲，比如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一带，进度就快一些，大致国有企业的改制面已经达到了80％以上，因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比较快，民营资本非常活跃。而中、西部地区就相对缓慢一些。不过，由于西部的经济基础要差一些，同时这里又大多是我国的民族地区，为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就必须在资本投入机制上更加灵活。不仅国家要增加投资，而且，国有资本可以退得更多一些，引进各类社会资本的门槛也可以更低一些，如西气东输工程，我们就引进了外资嘛。 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千差万别，在根本的原则前提下，要以是否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利，来确定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方案，以及各类资本的投资方向和具体方式。 记者：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各类资本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有进有退”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来认定国有资本所有权的归属。 齐勇锋：16大报告已经明确：“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由中央政府代表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里没有提到县级政府。从实际情况看，到县这一级，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有关“国家命脉”的企业。16大报告中已经非常明确地划定了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的范畴，因此，在县（区）级范围内，可以说原则上不保留国有企业。 党的“16大”以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将加快步伐 记者：企业转制、职工下岗、托管中心、再就业，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等，一个又一个的个案，都曾经而且继续在被予以报道。有些故事，非常曲折，也有些伤感。但是，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这样在曲折发展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革。 齐勇锋：应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充满着改革勇气和以不断探索的精神来进行改革的。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实行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在巨大的变化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且，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正因为这样的改革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所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惧怕这样的变革。 记者：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具体地说，怎么进怎么退呢？ 齐勇锋：国有资本可以退出的领域和企业，“民进”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一是由原来的经营者和部分职工买断国有资本。因为拥有了股权，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骨干就有了“切肤”的积极性，就会去“贴心经营”；二是国有资本可以通过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的方式，一次性转让给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社会资本；三是可以采取增量投资的方式，即引进社会增量资本对国企进行嫁接改造，待经营到一定的阶段，国有资本再全部退出；四是先租赁、承包或托管，然后再转让。即先由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社会资本取得国企的经营权，在经营形势好转的基础上再予以兼并。这种方式主要适合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五是通过股份合作制的方式，由国企职工全员集资买断国有资本。这种方式前几年比较流行，但弊端也显然易见，目前一般很少采用；六是采取“分立”的办法，就是将国企中还能产生效益的部分分立出来，由社会资本进行嫁接改造，“不良部分”予以适当方式的处理。待时机成熟时，国有资本再全部退出。七是通过证券市场协议转让或买壳上市；八是扭亏无望的国企应坚决予以破产了断，等等。 记者：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只要确定了既定的方向和原则，在实践中一定会产生出各种各样新的方式方法。 齐勇锋：可以预料在，党的16大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一定会大大加快。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保证这一制度改革目标的完成和实现，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国家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让这项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16大报告已经明确，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和若干法规，来落实这项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避免暗箱操作。小说里、电视里，我们看了许多“不好”的“坏蛋”在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本。那么，制定法律法规的重要作用，是要让民营资本能够“心明眼亮”地对国企进行嫁接改造； 二是要制定严格的可操作性的国有资本退出的操作程序，增强透明度，做到公开、公正，避免失误。如果缺乏严格的操作程序，就会造成内外勾结，随意评估，甚至“零资产拍卖”，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总之，一切要有严格的程序，比如你安排多少下岗职工，价格可以有多少的优惠等； 三是要发育产权市场，发展中介机构。使国有资本的退出尽可能地依托产权市场，发挥中介机构在资产评估、财务处理和引进社会投资者中的作用，从而避免政府部门过多地陷入技术层面的事务中去； 四是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据16大精神，制定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布局和结构调整的计划。应当看到，这项工作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大事，因而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妥慎重，避免草率从事。既不能退得过快，让国有资产的流失，也不能坐失时机，使国有资产不断贬值，造成新的国有资产流失； 五是要将这项工作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加强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将腐败行为减低到最低程度。 民营资本要有一颗“有准备的头脑” 记者：从你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16大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民营经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出现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高潮。 齐勇锋：是的。我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机遇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有资本可能退出的领域，如一般竞争性行业，特别是这一行业中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其中不乏大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有待民营企业收购兼并或嫁接改造；二是国家降低投资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参股或控股的公益性行业，以及国家在西部开发政策中允许和鼓励民营、外资进入的农业、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和生态建设、教育、卫生和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等。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规章，文件中所提出允许外资进入的范围原则上也适合民营经济。 目前外资大规模购并国有企业的序幕已经拉开，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届工博会上，上海产权交易所共成交32宗，交易额达124．41 亿元。其中，外资并购额占到30％左右，是最主要的增长点。摩根大通在9月份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成为亚洲并购浪潮中的亮点》中称，中国的并购市场在过去两年逆势上扬，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美国波士顿公司也估测，中国的公司并购额在过去5年里，以每年70％的速度增长，在亚太区不断增长的购并交易数量以及交易额方面居领先地位；成为亚洲第三大并购市场。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浦东自来水公司向三家外商转让了50％的股权，金额总计高达7．6亿元人民币。这对民营企业来说，应当是很有启示的。 记者：看来，当前的机遇的确很好。那么，民营企业如何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中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呢？ 齐勇锋：我认为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要认真学习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政策和法规，明确当前的机遇在那些地方。同时还要做一些必要的知识储备，做到“心明眼亮”。总不能两眼一抹黑，就稀里糊涂地去收购兼并国企吧！二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做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只有你自己强大了，在企业管理、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才能在收购国企后真正获利。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收购兼并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这方面失败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三是在收购兼并或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新的领域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利用中介机构，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论证，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损失；四是要注意所选择的目标企业与自己企业的产业关联度，防止盲目扩张；五是要把国家的有关优惠政策用活用足。在此基础上，要尽可能地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解决好所选择目标企业的职工安置问题，避免法律和人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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