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温州
2002年10月4日04:37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
到了温州，记者才得知此前安徽凤阳农民的″包产到户″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创举，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如火如荼之际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而且实施者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当然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连绵不绝。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头脑的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
“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
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上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
毛遂自荐的龙港镇首任镇委书记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陈定模组成4个宣传团，到邻近的平阳、苍南甚至文成、泰顺等县去鼓动农民自费进城。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而陈定模等人率先突破土地制度禁区，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莽撞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这是1984年。农民们一下子交了1000多万元的市政设施费，龙港开始″咔嚓″拔节快速生长。但当时土地是由国家计划划拨的，温州人怎么就敢把国家的土地当作小白菜一样来卖呢？理论界批评声音铺天盖地。但陈定模和冲进龙港城的农民们不争论，争分夺秒地建设新家园。1987年龙港″中国第一农民城″初具规模，陈定模邀请了曾批评龙港的10余名专家学者聚首龙港，以生动的实践结果使学者们大幅度修正了自己的观念。18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城市人口达1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洗脚进城的农民。去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骡子理论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
1987年，为民间资本的破禁，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做出了″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聘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笔下由此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纸上。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捉放“八大王”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跌跌撞撞，顽强前进，长期居于全国″姓社姓资″的漩涡中。温州人至今称道的是，几任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
8月正是台风季节。1981年8月，刚刚到任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轻车微服出现在温州最繁华的五马街口。作为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他到温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乱”，把温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
袁决定迅速掀起一场运动，摧毁猖狂滋长的私有化“毒瘤”。1982年初，温州乐清柳市镇″邮电大王″、″目录大王″、″旧货大王″、″机电大王″等″八大王″被以″投机倒把罪″抓起来，其中7个被判了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仅有的一点国有厂矿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年第二产业竟然出现负增长。疑惑万分的袁芳烈深入实地调研：在瑞安塘下镇一间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间屋和5台简易机器，老板和工人就是一个在家带孙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领料，守着机器操作，晚上把制作完成的松紧带交给小贩。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5台机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纯收入达6000元！
温州不动声色潜移默化着它的书记。距到温州不到一年，他决定召开温州市专业户、重点户″两户代表大会″。接到邀请信
的专业户重点户们疑虑重重，有人甚至与妻儿挥泪而别，但他们不仅没有被抓进监牢，反而戴上大红花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和尊重，″两户大会″成了温州民营经济金鸡破晓第一声！此后，温州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温州模式″初具雏形。20年后人们这样评价袁芳烈：温州不会忘记———他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助产士和吹鼓手。
“自费改革”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临上任，省里某领导特别找他谈话，交待的是，你要把温州的国有企业搞活搞好，把温州的做法改变过来！
1985年12月，董朝才出现在温州的国企、村镇和家庭作坊里。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场场热血沸腾的座谈、一个个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在改变温州和被温州改变的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温州民营经济一方。
1985年柳市发生一起经济案件，名为集体实为合伙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两个合伙人分了8万多元利润，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贪污罪判刑。此案在温州多达10万户″红帽子企业″中引发地震：″红帽子企业″利润到底该怎么算？当时滞后的法律条款留给人们是一个尴尬的空白。难题摆到面前，董朝才明确表态，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立即宣告两个合伙经营者无罪———这一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新兴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地位！1988年9月18日，经过董朝才再三争取，中央批准成立″温州经济实验区″，温州″自费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
发明“机场建设费”
董朝才之后，担负哺育″温州模式″重任的是抗日战争时英勇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儿子刘锡荣。
交通极为不便的浙南偏僻之地温州要想经济持续腾飞，必须要有一座现代化机场。而国家短期并无修建温州机场的方案，除温州及浙江省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外，刘锡荣决定，机场建设资金缺口采取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集！精明的温州人很快从中嗅出商机，大量的民间游资进入机场建设，而刘则给政府定下军规：3年不盖宿舍楼，5年不买小轿车。
1990年7月4日，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举行了首航仪式。按相关法规政策，机场要交由中国民航总局经营管理———那么怎样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呢？于是“机场建设费”应运而生，全国各地群起效仿。民航总局却以为属于乱收费，专门下文件予以制止！于是，温州机场出现了一个奇特景观：一张盖着国家民航总局大印的红头文件贴在墙上，内容为″关于禁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而并排贴在旁边的另一张红头文件上，则盖有温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印，内容为″关于收取机场建设费的通告″。刘锡荣据理力争，一举说服民航总局领导。民航总局很快宣布正式在全国各机场收取″机场建设费″。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和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温州对现代化中国的重要贡献可能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不在于小小温州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向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
观照温州，可以轻易获得思想自由、观念解放的种种快感，观照温州，你会惊异这里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最激情四溢的策源地之一。
本报记者华勇
|
| |
|
Untitled Docu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