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非典与就业”研究报告指出，今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可能降到50％。这意味着212万毕业生中可能有100万人初次就业有困难。教育部统计显示，今年6月中旬，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47％。近几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但社会需求增幅不大。

　　　 沙龙在座：

　　　 莫　荣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卢　林　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覃　正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陈丽华　北京城建五维地下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人事主管

　　　 叶入荣　宁夏大学双学位应届毕业生

　　　 ●莫荣：高校扩招并不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就业问题，与社会整体就业环境不宽松不无关系。“十五”期间，我国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为2391万，2003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近10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1150万人，劳动力年度供大于求达1400万至1500万人，农村大约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加之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都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

　　　 这实际暴露出大学生就业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制、就业政策有待完善。例如，国家已经明确了大学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的市场就业模式，但作为供给方，大学生所在学校仍然有派遣大学生到一些地区或者跨省的指标限制；虽然政策规定大学生毕业两年内可以由学校保留档案，但由于派遣指标在当年有效，过年不再办理派遣证，使得后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因为没有指标而不能够派遣，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亟待畅通。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看，个体私营和股份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占60％。而现行人事管理制度仍然有较强的计划体制色彩，不少中小型私营企业亟需大学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却因没有申报用人指标的途径，解决不了大学生的派遣、落户口、接档案等问题；一些大学生担心自己的身份丧失，只能望而却步。

　　　 建议国家采取一些过渡性、鼓励性安置措施，出台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扶持政策。比如，考虑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期限（1至2年）内，鼓励企业和基层用人单位实行大学毕业生见习制度，用人单位按计划录用人员的1倍的规模接收见习人员，企业支付约为正常聘用人员的1／2左右的见习工资；国家对企业给予税费减免和岗位补贴，鼓励企业多吸收大学生；国家和地方共同设立大学生创业担保基金，为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小额贷款担保，有关部门要简化审批手续，免收各种行政性收费，并制定相应的税收减免扶持政策。

　　　 ●卢林：与往年相比，今年北京高校的就业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化，非典不会给就业造成太大影响。虽然大学生的一次就业率没有去年高，但是到年底，全年的就业率将与去年差不多。

　　　 近年来出现一种新情况，不少大学生并不急于就业。“初次就业率”是指每年7月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并以此为依据衡量就业率。事实上，许多大学生在7月份以后、年底以前会找到就业岗位。随着疫情结束，北京市人事局组织网上招聘会的同时，将继续为高校应届毕业生举办现场招聘活动。首都高校也采取了举行校园内小型露天招聘会、视频电话招聘、邮寄招聘等形式的招聘活动。

　　　 ●覃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造成了人力资源、教育资源投入的浪费和闲置，使许多家庭不堪重负。还可能打击人们上大学的积极性，影响中国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制约高等教育发展。

　　　 我认为，帮助大学生就业，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在大学生中试行失业保险金制度。采取财政拨款和大学生进校时交纳失业保障金，建立失业保险基金，由劳动保障部门将大学生纳入失业保障管理体系。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可到劳动就业机构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这项制度为大学生提供了一段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时间，促使其调整知识结构，积累经验，实现就业。

　　　 ●陈丽华：受非典影响，我们单位参加了几场网上招聘会。一个体会是，不如原来“面对面”效率高。求职者情况，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简单介绍，个人形象、气质、表达能力等考察只能再约时间，无形中加长了应聘周期，增加了不确定性。另一个体会是，应聘人数众多，但符合条件的人少，常常几百人里，符合条件的只有十几个。

　　　 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不仅要在规模、招生数量上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法等方面发生质的变化。学校既要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需要的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教学手段、方法应该多样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应该多样化。还有不少学生定位不准，对于月薪的期望值高于实际，也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叶入荣：我是学外语的，又辅修了工商管理专业，成绩都不错。我曾经以为能顺利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实际并非如此。今年1月、3月两次到北京找工作。人山人海的招聘会，参加了好几场，路费、住宿费花了不少，工作却一直没有找到。求职难的原因：第一，北京的事业单位、效益好的企业都要求北京生源、北京户口；第二，今年找工作的人太多了，解决不了户口的企业，工资只给1000至1500元，大多数还不解决住宿问题，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我只能放弃；第三，遇上非典疫情，想去广东、上海找工作的计划也搁浅了。最令我不能接受的是，5月份好不容易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找到工作，却因为进京指标问题最终落空了。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只好在宁夏当地找了一份工作，总不能失业吧。大学生找工作困难，虽然与自身预期过高有关，但是国家的就业政策的确需要完善，总不能因为政策束缚，让本来有工作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吧。主持人 本报记者 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