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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陈西滢卷入名誉权官司 其家属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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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4日00:31 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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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宏伟
近日，小说《Ｋ》的作者虹影（本名陈红英）所辩“小说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不存在侵害名誉权”的理由被法官驳回，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说《Ｋ》侵害了陈小滢已故父母当代著名的文学家陈西滢、凌叔华的名誉权，因此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制、出版、发行，并赔偿陈小滢精神抚慰金10万元和经济损失20828元，为恢复受害人陈西滢、凌叔华名誉，虹影必须分别在曾登载《Ｋ》文的《作家》、《四川青年报》上声明致歉。至此，《Ｋ》成了我国由法院判决禁售的第一部小说。
小说《Ｋ》遭禁的消息一经传出，大大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有人士指出，这是文学创作和法律进行的一次搏弈。也有一些文学界人士大声疾呼：“将来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如果涉及一些真实的历史、现实背景及其人物，怎样把握人物的真实生活和文学的杜撰想象之间保持平衡？法律留给这类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为了了解此案审理的前前后后，为了求得相关问题的答案，连日来，本报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历史名人”卷入官司旋涡
12月19日，最终受理此案的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Ｋ》非纪实小说，而且，“程”及“林”等姓氏是虚构的，但描写的各种背景却完全相同，同时被告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朱利安及凌叔华》一文中，将小说中“程”提出为陈西滢，“林”提出为凌叔华。因此，审理法院认为，被告陈红英不顾历史人物的真人表现和社会的公开评价，客观上不同地丑化了他们的形象，其必然不同程度损害了在世亲属的名誉。因此，陈红英已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同时，法院认为《作家》杂志社和《四川青年报》转载《Ｋ》后，达到了不了解历史的人也能知道小说中的“程”和“林”既是原告父母的目的，使陈红英的侵害事实得以扩大，因此，也构成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违法事实。
2001年4月的一天，北京城的天气十分恶劣。满街满眼的狂风席卷着无边无际的黄沙肆无忌惮地胡乱飞舞，街上的行人很少，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就在这一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却接待了两位特殊的当事人，她们都是英籍华人，她们为一本小说“《Ｋ》”对簿公堂。
是什么让两个旅居在异国他乡的中华同胞要回到祖国“对薄公堂、刀枪相见”呢？经过了解，法院的工作人员得知，这场官司的原告叫陈小滢，是已故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当代著名的文学家陈西滢和原《武汉日报》的副刊主编、当代中国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夫妇所生的独生女；官司的被告则是著名旅英华人作家虹影（笔名）——《Ｋ》书的作者陈红英女士，双方打官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Ｋ》是虹影根据在英国发表的有关朱利安·贝尔的材料撰写成的。讲述了英国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英国青年诗人朱利安于1935年来到古老的中国，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他那个不甘一生老死在床上的理想。
他先以英语文学教授的身份到达武汉，施教于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那里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林女士互相爱慕，并发生了关系。林假期密约诗人北上，两人在古色古香的北京发生了一段恋情。但是因为日本侵略已经逼近。回到武汉后，诗人对两人的关系徘徊踌躇。他与武汉的西方殖民者发生冲突后，毅然西行川北，寻找红军，但途中被革命战争的残酷吓坏，觉得还是爱情宝贵，又回到武汉重叙旧情，结果事情败露，他被迫辞职回国。后来他去西班牙参战，死于战地，而林女士在自杀的昏迷状态中与诗人重会。
这个国际版“革命加爱情”的故事附会了不少真人真事，这就引起了对主人公真实身份的猜测。1999年出版，并在瑞典、荷兰、法国译成不同语言发行。漓江出版社原计划将该书纳入《虹影作品集》出版，未果。2000年12月号的《作家》杂志刊载了《Ｋ》的节选（删去约5万字），《四川青年报》以“凌叔华、陈西滢、朱利安之间的三角恋”为副标题从2001年3月起进行了选载。此外还有一些媒体发表过有关《Ｋ》主人公原型的文章。
那么，该《Ｋ》书又与陈小滢女士有何关联呢？陈小滢女士在陈述事实的言辞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她认为，《Ｋ》以她的父母陈西滢、凌叔华过去的生活为背景和原形，她的母亲（凌叔华）在书中（“林”）被描写成“荡妇”，父亲（书中的“程”）是“性无能”。她说该书以淫秽的手法杜撰的许多不堪入目的情节经公开发表，构成了对陈、凌二人名誉的严重侵害和对她本人的精神侵害。故起诉虹影、《作家》杂志和《四川青年报》，要求终止《Ｋ》的出版发行或刊载，3家被告支付其精神赔偿金共20万元人民币。从此，一场引人注目的侵权官司骤然而起。
文学和法律的搏弈
由于种种原因，此案未能在北京立案，随即，两人移师公开发行此书的“侵权行为发生地”长春再讼。今年6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陈小滢确系已故陈西滢先生、凌叔华女士的独生女。她在诉状中说，该书以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为历史背景，以该校文学院院长“程”的妻子“林”及一英国男青年“朱利安”为主人公，描写了朱利安为寻找革命激情来到中国，并与“林”发生了婚外情，其中多处用淫秽的语言详细描写了两人的婚外性生活。2000年12月，经作者同意，《作家》杂志部分转载了《Ｋ》，并全文转载了陈红英的《作者本人的几句话》，陈红英向读者介绍说，“该书是一部根据事实、实情写成的小说。”而后，《四川青年报社》摘录并连续23期转载了《Ｋ》，同时自行加上《凌叔华、陈西滢、朱利安的三角恋》的副标题……这一系列事实构成了对其父母的伤害，对其父母的名誉是一种诋毁。
于是，今年11月19日法院作出了如下判决：被告陈红英应立即停止侵害，其著作《Ｋ》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复制、出版、发行；被告三方承担侵害陈西滢、凌叔华的名誉侵权责任，判决生效后在各自报刊上刊登声明，为受害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陈红英赔偿陈小滢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作家》杂志和《四川青年报》各赔偿陈小滢3万元；同时，3被告还要分别赔偿陈小滢的经济损失，总计赔偿数额为194714元。
法院判决一出，立即引发了各方人士的大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个判决已经侵入了文学创作领地，实际上否定了作家在小说中的虚构权利。利用生活原型来对文学创作指手画脚，这实际是期待小说成为新闻及纪实作品，是有违艺术规律的。还有的人说，用法律来解决文学问题是不妥的。因为文学的重要特征是虚构性。而法律是讲究实证的，所以把文学与法律搅在一起是牵强附会的。
另外，还有人给虹影算了一笔账，说她总共赔款是14万多人民币（大约2万美元，尚不算刊登法院公告费用），但是正在进行的电影版权谈判不得不停止，损失数额比这高许多倍。
陈小滢：法律主持了正义
据陈小滢的代理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先生介绍，之所以要在北京起诉，是因为我国从今年3月10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公民去世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权利，受到非法侵害，使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依法请求赔偿精神损害。”于是，陈选择回国诉讼。
“作家的想像力不能逾越司法解释。里面充斥着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写（《作家》版做了删节），我想这无疑对死去的原型及其亲属构成了名誉权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读过《Ｋ》一书以后，陈小滢的代理人之一傅光明明显感到，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传记小说”，里边的性描写也“绝不是劳伦斯式的，而是淫秽下流的色情集萃”。
“虹影觉得自己很冤，她现在坚持强调，她写的是‘纯粹的小说’，似乎仅仅是原型的后人在‘对号入座’。然而，她可能已经忘了，她在接受媒体采访和自己在《Ｋ》书的自序以及去年第12期《作家》的‘作者本人的几句话’里，都一再强调，‘这是一本根据事实、实情写成的小说’，‘每件事都是实，但都经过了我想像的重新摄制’。”傅指出，如果虚构引来的是受害者毫无根据或捕风捉影的“对号入座”，这在法律上难以或根本无法界定；而虹影的所作所为等于是“指名道姓，请人入座”。
如此说来，文学创作是否就不要想像和虚构了呢？傅对记者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本身就是想像力的艺术。没有虚构和想像的小说，只能是一具血肉被风干了的木乃伊。但就像人的行为规范要受法律约束一样，作家在创作以生活中的原型为背景的小说时，也要注意到是否侵害了原型及其家属的名誉权。”
同时，他还指出，文学作品不是不可以写性，但怎么写和写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他觉得，不可以把司法解释保护权利内的权益人写进诲淫的作品中去，否则就是触犯法律了。
陈小滢说，他们的诉讼历程虽然很艰辛，但她始终坚信法律是公道的，她说，她对长春中法的一审判决感到满意。
虹影：我将上诉
此案之所以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排除事件的特殊性，两方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特别是被告之一、有搅动文坛的“汉字魔女”之称的虹影是焦点之一。
虹影，原名陈红英，1962年生于重庆。18岁时决定走出家庭；1988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天堂鸟》。以后，以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实力挤进了复旦大学作家班学习；1990年，她浪迹到了英国。旅居英伦10年。用方块的中文字“码”出了约300万字的作品：三本诗集、四部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和几本散文集。代表作有《Ｋ》、《女子有行》、《饥饿的女儿》、《伦敦，危险的幽会》等。刚刚遭遇与国内某出版商的官司和角逐诺贝尔奖的假新闻后，又一场官司猝不及防地“砸”中了她，小说《Ｋ》再次惹起轩然大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显得有些困惑和无奈。她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林”或“Ｋ”，是各种形象的集合，至于林的丈夫，很少提及。朱利安在中国期间情人有多位，有的关系比原告之母更加亲密，小说《Ｋ》女主人公的形象是综合而成的；小说对女主人公的丈夫是赞扬的，没有任何“性无能”的暗示，这是此小说改变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努力，但绝对没有“浪荡成性”的暗示。她说我一直坚持认为《Ｋ》是小说，在书中，除了指明朱利安是朱利安外，其他人并没有用真名。她觉得，谁要是对号入座是些很荒唐的事。”
虹影认为进入21世纪，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繁荣的时代。“文学创作已经过了很艰难的时期，现在文学已经回到本位，正是创作的好时候，出现争论小说情节是否属实、是否伤害到谁这种事情，令我难以相信。”说到这里时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她在谈话时一再说，“小说是允许虚构和想像的，如果不是这样，小说就没法写了。”
针对法院判决“禁书”一事，虹影说，她是在12月3日伦敦一家报纸的记者那里知道的，至今仍未接到判决文书。随后，打电话去问《作家》杂志，《作家》杂志再去法院核实，才得到了判决书。
对此，虹影表现出了不解：“为什么远在伦敦的陈小滢，比近在咫尺的被告之一《作家》更早知道判决，而我也在伦敦，却至今没有收到判决书？”她说，依照该判决书所言，在收到判决书时始30日内若不服，可向吉林省高院起诉。她表示，她会就此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她说她并未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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