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据报道：近日，立法惩治性骚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因性骚扰立法而可能造成的一些社会心理问题，比如，人们是否会因为害怕“触法”而不敢与异性交往，甚至出现“社交恐怖症”？是否会出现某些动机不良的人动辄拿“性骚扰”说事？更有不少人害怕因一句玩笑掉进性骚扰“陷阱”，认为以后开玩笑都得小心了。

　　　 当性骚扰几成一大社会公害，需要立法为受骚扰的女性撑腰说话时，不曾想竟会令这么多人感到不自在。然而，笔者仔细审视了报道中一些人因为性骚扰立法可能带来的恐慌，不觉哑然失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对性骚扰立法恐慌者的心理，不外乎有以下两种：

　　　 其一，心存性骚扰潜意识的先生们对立法惩治性骚扰不大习惯。

　　　 立法惩治性骚扰，与其说是让骚扰者胆战心惊，不如说是让那些“准骚扰者”望而生畏。平日里，许多人对自己言行中包含的性骚扰成分习以为常，并且乐此不疲，甚至认为这是生活中的调味品，就像某些人所说的“不说不笑不热闹”。问题是，“热闹”需要有个限度有个方式有个场合，如果置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于不顾，而纯粹以个人的快感为快感，不小心“越了轨”、违了法，则只能是咎由自取。那种担心异性会不会因此“恶意”诉讼，进而以产生“社交恐惧症”为由质疑为性骚扰立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

　　　 其二，不排除极个别为保住饭碗而习惯于被轻微骚扰的女性，同样不希望立法替自己“维权”，因为她们宁愿被轻微骚扰，也不愿意失去预期的经济收益。

　　　 这绝非笔者的主观臆想，而是一位女士的现身说法。也许，该女士自有苦衷，自己在生意场上，被客户“骚扰”事小，失去订单事大，所以才对立法惩治性骚扰比男士们还忧心忡忡。但是，像这样为了一己私利而甘愿牺牲所有女同胞重要权益的担忧，到头来只能使那些占惯便宜的男性更加为所欲为。得小利而失大义，这就不是别人骚扰自己的问题，而是自己骚扰自己了。

　　　 要说性骚扰立法可能会引起社交恐惧症，实在是欲盖弥彰。其实，任何一种立法都可能会引起类似的“后遗症”。譬如，立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会让不法商家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感到恐慌；立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那些惟恐天下不乱的人自然也会老实许多。

　　　 笔者想说的是，伴随着一部法规的诞生，让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产生相应的“恐慌”，正是立法的目的所在。否则，一部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人身权益为目的的立法，如果没有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其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