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肖方

　　【提要】《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在200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条例规定今后人们在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手续时，不必到单位或户口所在街道开证明了。而在数年前，《中国青年报》上一篇《我结婚非得领导同意吗》曾引起全国轰动，也许，这就是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发展的例证。

　　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实施是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崔丽最高兴的事了。因为，她是对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提出过质疑的人。

　　2000年8月18日，崔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我结婚非得领导同意吗》一文，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质疑结婚需要单位开证明的必要性。

　　报社让我去完成这个题目

　　崔丽说，当时这个题目是编辑部布置下来的，而且是报社总编辑李学谦亲自布置的。李学谦原来是一个部门的领导，给年轻人结婚签字这事他可没少做，签字签久了就发现，这事怎么这么荒唐！一般人心中有疑问也就过去了，而他是做新闻这一行的，对新闻点比较敏感，觉得是个问题，心中不免就打个小小问号了。他就给编辑部交待，看这个题目能不能做。

　　此外，这个选题也是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当时正在修改《婚姻法》，这是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而且《婚姻法》的修订当时是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加上婚姻与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息息相关，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都能谈出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所以成了当时社会上下所瞩目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幅度进一步加大，没有固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越来越多，譬如一些个体户和打工者，他们不但没有自己固定的单位，而且许多人连所谓的人事档案也没有建立，“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转变。这些人结婚你非让其单位盖章表态，那不是故意难为他们吗？签字成了他们通往婚姻殿堂的一个门槛与障碍。

　　考虑到这些因素，中青报的选题组一致认为这个话题大有可做，并确定由崔丽去做，于是，崔丽就带着两名实习生开始行动了。

　　他们先分头打了一圈电话，询问一些单位领导对此项“大权”的意见。很多人承认，在面对下属的结婚申请时，不知该写些什么，也不知自己的签字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个字签下去要负什么责任。另外，他们还采访了很多因签字不得而无法结婚等类似遭遇的人，听他们谈自己结婚所遇到的尴尬。崔丽还去民政部了解情况，听有关负责人谈对“婚姻状况证明”的看法。又向一些外国人了解国外结婚登记的情况。当时采访一个法籍外教卢瓦泽时，卢瓦泽立刻瞪大了眼睛表示惊奇。他说，在法国可找不到“单位”开证明。卢瓦泽说，单位应该只负责诸如工作业绩、薪水待遇之类。结婚是男女双方自己的事，与工作的单位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政府才是婚姻的管理机构。经过方方面面的采访了解情况，写成了《我结婚非得领导同意吗》一文。

　　文章引发热烈共鸣

　　崔丽说：“尽管写这稿子前，大家都认为选题好，但是文章登出后，引起的反响还是始料未及的。” 文章引起大家的共鸣，新浪网立即转载，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专题来讨论此话题。网友们的跟帖发言更是无比的热烈。此稿成了当时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讨论中的一大热点。甚至有关专家致电中青报编辑部，说将在修改婚姻法的讨论会上提出这一问题。

　　18日此稿发表后，新浪网开始进行网上调查，截至20日18时，已有4万人参与投票，留言超过18页。

　　8月21日，中青报专版摘录了一些网友的留言刊登。说它是黑色幽默也好，说是生活幽默也好，崔丽说，中青报登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帖子：

　　网友Cry说：我在单位里就是负责结婚签字的领导，荒谬之极。有一次出差一个月，害得一对想结婚的同事错过了分房。还有一次为一个调来前已在老家结过婚的同志签了同意，差点被他原配派人打死。拜托了，赶紧取消。

　　chenln 抱怨：在本单位的结婚申请表上，居然有一栏要你填申请结婚的原因。我申请结婚的理由就是要结婚，哪里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当然，也要导师签字同意才能合法满足我们小两口的自然生理需要。可笑，可悲，可叹。

　　wukaishun：“领导”是个啥玩意？在国有企业，这个做法还勉强成立，我现在在日资企业打工，难道我结婚还要日本领导批准？

　　wwyygg：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领导。我找谁签字？

　　……

　　截至22日17时，据新浪网上的调查，已有8.3万人参加了投票，网友留言已有30页。

　　2000年8月23日，中青报以《“结婚需要领导签字吗”讨论爆棚》为题继续刊登出一些网友的较有代表性的留言。

　　媒体给决策层提供一个参考

　　“讨论归讨论”，崔丽说，“只要制度不取消，由制度本身给人们所带来的羁绊、尴尬等很多事会继续上演。但媒体的作用只能是报道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给决策层提供一个参考，但不会、也不能去改写制度本身。”为了继续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扩大影响，“中青报可以说打了一个歼灭战，上上下下都在攻这个山头。”崔丽继续跟踪《婚姻法》的修改这个大的话题。

　　紧接着，中青报组织了一个专家的研讨会，2000年8月31日，首都一批婚姻法专家、社会学家、法律工作者会聚北京凤凰会馆，参与中青报法治社会版和凤凰周刊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就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000年9月4日，崔丽以《修改婚姻法热门话题再聚焦》为题在中青报上报道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大文、北京大学副教授马忆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龙翼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等，他们的观点惊人地一致，都觉得这个手续匪夷所思，表示反对。

　　在结婚登记条例酝酿改革的时候，崔丽又去采访了民政部的负责人。“民政部当时正在进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改，非常重视民意，对各媒体就此事的报道，还有网友的一些观点，他们全看了”，从社会背景的变化、婚姻自由的角度考虑，民政部也赞同取消登记须单位开证明这一制度。

　　其实，“结婚是否需要单位开证明”这个话题自从崔丽提出后，就一直没有冷过，中央电视台，其他的报纸杂志也陆续做了一些报道。崔丽也在继续关注着这个话题，她又相继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公民，请来参加婚姻法修正》、《宣誓取代结婚证明仅是意见 新条例年内出台》等文章来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媒体报道的辐射波，媒体所应该起的作用达到了，而且与决策层也达成了共识”，崔丽说。“不可否认，媒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对新的婚姻登记条例的修改确实起到一个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