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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必须忘掉以前的小说才可能写出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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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日09:36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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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1月2日电（记者 孙丽萍）余华给人的感觉正如他的小说，简单本色，却又出人意料。嗓门是北方样式的，身材轮廓却有南方神采。年届40，全身上下的打扮竟然犹如街头少年：军绿色的夹克敞着，肥大的裤子满是口袋。他脸上有单纯的表情，走路的步子介于儿童的蹒跚和少年的跳跃之间。
“必须把以前的小说都忘掉”
余华被评论称为“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1996年出版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在海内外的文学声名达到顶峰。此后六年，他没有一部小说新作问世。余华说，不写小说的日子，经历了一次次艰难的寻找过程。
余华说：“《许三观卖血记》曾经让我感到非常得意，让我找到了一种特别简洁的语言，于是我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却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在寻求简洁，而是在偷懒。所以我赶紧停笔，放弃了这部小说。”
他说：“我感到必须把以前的小说都忘掉。从头开始，才可能写出新的小说。”
这六年并非一片空白，余华创作了一些随笔，包括在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开设随笔专栏。有评论说，余华“是同时代作家中写作字数最少的，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名气和困境，这些让余华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备受关注。余华说，新作最显著的特点是长度与结构。这是一个家族的整整四代人横跨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发生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县城。男人们最终“象秋天的树叶一片片飘零殆尽”，而女性成为支撑家族的力量。不过，这部原本希望在二十世纪末完成的小说，已经拖曳过了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余华说：“当下的生活难以把握。也许只有越过一两年才能捕捉到二十世纪的真正内容。”
“我上面有王安忆，王安忆上面有王蒙”
在中国当代文坛，似乎很少有其他人像余华这样同时被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叫好。也很少有作家像他一样幸运：语言障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一道难以冲破的“围墙”，而余华却在海外频频获奖，他的多部小说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成法、德、意、韩、日等多国文字。
谈及自己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余华笑言：“我上面有王安忆，王安忆上面有王蒙”。谈及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他一言以蔽之“还需要时间”。
“像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即使有一些作品在海外获奖和出书，影响力仍然有限得很。文学发生影响力是一个缓慢暗藏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它的影响力才能穿越时空穿越具体时代而直指人心”，余华说：“现在全世界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我想这对中国文学是一件好事。”从2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似乎就选定了属于自己的主题：暴力。“我统计过，1986年我在一年间所写的小说里，就有多达36个人被杀或自杀。”
余华并不想以此满足某种猎奇心理，或是达到宣泄极端情绪的目的，他的笔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让人慢慢品味，渐渐悟出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苦难。
“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与我的童年记忆有关”。像几乎所有作家一样，余华的文学灵感与故乡和童年记忆密不可分。因为父母都是医生的缘故，余华从小就见惯了鲜血和死亡，夏天的时候，他还经常跑到太平间里避暑。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生死的分量。
每天必上网，上网必看社会新闻
年届四十，余华拥有幸福的家庭，和一个“越来越不听话”的儿子，还有了许多别的爱好和职责，比如音乐和美术。他新近写作的随笔《高潮》就尝试以肖斯塔科夫斯基的乐曲结构文章，让文字塑造音乐般冲突和交融的效果。不写小说的日子里，余华便兴致勃勃地观察生活。余华每天必上网，上网必看社会新闻。他说，社会新闻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真实得近乎荒诞的事情，超乎任何作家高明的想象。”
余华说：“我们的时代是大变化的时代。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变化可能像湍急的涡流，在一些边缘的地方像暗流，不那么显著而更意味深长。经历了封闭的时代，也经历着开放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谦称自己是文坛小字辈，余华已经开始做一些“承上启下”的工作。由于在青少年中拥有很大影响，他最近和一批作家一同被中国海洋大学聘为“驻校作家”，和大学生交流阅读与写作心得。
“当‘驻校作家’接触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当年进步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主见，不人云亦云”，余华说。
余华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学生，阅读是一种缘分，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喜欢一本书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值得读，二是没到和它相遇的时候。
余华说：“小说依旧是我更偏爱的文学形式。如果说我有什么文学野心，就是乘着还年轻，希望再写十五六年的小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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