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报记者 李顺军
“这是我们捍卫自己权利的胜利，尽管这条路走的是那么艰难”。1月17日下午，重庆川渝服装厂职工代表董君和她的几十名同事，在阐述她们罢免原厂长的感受时说。2002年12月25日，川渝服装厂134名职工，按照法定程序，对当时的厂长进行了罢免。
“事后，我们20几个职工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退委会主任赵淑华说罢免的过程太艰难了。被职工们新选出的“川渝服装厂留守负责人”魏淑兰既惆怅又愤怒：尽管罢免成功，但她们的厂房和设备已经被前任厂长出售，而一些关键的“权力”交接还没有完成。她目前的紧要工作是清理资产，重新审计，“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我们将追查到底”。
这，也正是川渝服装厂职工最初提出罢免厂长的动机。
工厂悄然消失了
2002年7月，赵淑华接到职工电话：“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厂被卖了！3.7亩卖了900万。”。赵淑华连忙联系其他的党员，但一通电话打下来，没有一个人确切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厂房已经被出售。
“我们厂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财产是全体职工的共同财产，而不是某个人的。卖厂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职工都不知情？”赵淑华约同其他两位职工开始走访有关部门。
与此同时，董君等一些职工代表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问询“卖厂”的事情，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标准答案。包括当时的负责人杜庆华厂长。
2002年9月5日，职工们被通知到厂参加职工大会。会上，时任厂长宣布企业解体，同时宣布该厂位于直港大道主厂房已经变卖了90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等也已经变卖。事后，在签有100多名职工名字的《说明》里，职工们表示：“在此之前，我们职工没有参加任何会议，对变卖厂房、设备之事毫不知情”。
12天后，川渝服装厂再次召开会议，宣布企业关闭。
职工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厂里要求职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发出选票，要求大家在“是否同意以900万出售直港大道3号2厂房”“是否同意重庆川渝服装厂”等问题后打勾表态。职工认为厂里没有彻底清产核资，清算分配不合理，都不愿意签订协议书。杜庆华厂长说：“现在不来拿，该领800~900元一年的，到时候只能领400~500元一年”“你们不签不拿就算了，我们天天去吃三拖一”等。在这种情形下，职工们只好签订了协议。
这时候，有个消息在职工中流传：事实上，厂房已经在6月1日就已经出售。
2003年1月17日，川渝服装厂留守负责人魏淑兰向我们出示的关于出售厂房的《联合开发协议》显示，当时的签字日期是2002年6月1日，签字人为杜庆华。
区领导赞成职工行使权力
“罢免厂长的建议是不是某个人提出来的，而是很多职工提出来的”。川渝服装厂职工董君说，“很多职工为维护自己权益都看过相关法律、条例”。
职工熊薇薇甚至从口袋里掏出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给我们看，“第二十八条规定，集体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可行使下例职权：按照国家规定选举、罢免、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
几个人的声音迅速汇合成100多名职工的声音：“罢免现任厂长”。
职工代表开始寻找支持。最终，她们把意愿反映给了当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九龙坡区陈副区长。三天后，职工代表和退休职工代表被通知到九龙坡区经委开会。
参加了会议的吴淑华回忆说，“当时九龙坡区陈副区长、区经委主任副主任、区工会主席、维权办主任、市信访办主任、市纪检委同志都来了。听完我们的汇报，区领导当场表态，他说，职工要求罢免，只要职工大多数同意罢免，那么就罢免；职工要求清资，只要职工大多数人同意清资，那么就清资，你们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最到权力机构应该是职工代表大会。之所以把区工会主席和区维权办主任请来，就是为了今后更好解决问题。今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反映。”
参加会议的职工代表迅速向职工们传达了“精神”。很快，一份“罢免法人代表杜庆华的请示报告”出台了。
在长达三页的报告书中，职工们列举了“解体企业，她做的很不民主，没有按照相关条例办；任意处治集体财产，低价变卖；在企业解体事件中，与房地产开发商签定合同在先，征求职工意见在后，这种违规操作，侵犯了广大职工的知情权”等等意见。
“我们其实很心酸，因为在罢免之前，企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我们仍然坚持罢免”。一位职工说。报告认为，虽然企业解体，杜庆华的法人资格也自行消亡，但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如果不从形式上罢免她，职工代表永远也清不了资，作不了主。
12月17日，重庆川渝服装厂职工联合签名，要求九龙坡区总工会、经委出面参加大会，监督见证罢免大会。
罢免的尾巴
罢免会议持续了8小时
2002年12月25日清晨9点，天上下着雨，寒气逼人。在川渝服装厂临时租赁的两间简易门面， 川渝服装厂的上百名职工等待着行使罢免权力。
九龙坡区经委、区工会维权办等相关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但厂长杜庆华没有出现。
每个接受我们采访的当事人提到那天都变的激动。“太不容易了。”，他们说。
按照有关部门规定，职工必须在9点至9点半之间赶到开会地点，否则按照弃权处理，而到会人数达不到半数，则停止罢免。对川渝服装厂职工来说，新租赁的门面很多人都不知道地点，因为全厂只留下二三十人留守，更多的人都不在厂里。董君回忆说，九点刚过，几乎所有的职工都到了。
当投票表格发下来，职工发现了问题：表格上只写着选举留守负责人，而没有罢免字样。职工们坚决反对在其上签字。在职工中颇具威信的魏淑兰向相关人士进行质问，“结果发生了冲突，甚至几乎动了手”。
因为房间面积太小， 更多的职工撑着伞站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待着选举会议的召开。“一些职工在下午离开了，我们感觉到可能有人想让职工人数减少到不和法定人数，到那个时候再开。我们就利用这点，让职工离开，在离开前，他们每个人都写下了委托书，这在法律上是有效的”。熊薇薇得意地告诉我们她们的高招。
到了下午5点左右，参加选举的人数看起来已经远没有上午的人多，这时候，罢免会议开始了。
当日的罢免以及选举留守人员负责人的结果是，发出选票137张，回收100张，全部为有效票。其中，同意罢免杜庆华资格的有99票，同意魏淑兰为留守人员负责人的99票。 到场的九龙坡区经委负责人表示，选举合乎法定程序。
5点30分左右，在门外的冷雨中站立了近8个小时的吴淑华听到了热烈的掌声。几个曾一直为“罢免”奔走的女职工围拢过来，大家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罢免之后遇到难题
直到1月7日，留守人员负责人的职务对魏淑兰来说仍然形同虚设。因为前任厂长拒绝交出权力。
“在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厂长办公室里，新上任的“厂长”只能站在一边，正忙碌着封以前的账据，但象征权力的公章却始终没拿到手。老厂长杜某悠闲地盘踞在“宝座”上，一言不发地望着怒发冲冠的职工们，她称，是否被罢免她并不关心，她已经在上个月２３日向区经委提出辞职申请，她也愿意交出权力，但必须作了离任审计后才能交出公章，‘他们都说我贪污，我要为自己正名’。
但众职工认为，作为集体企业，最高权利属于职工大会，全体职工都一致要求先办理交接手续，使企业恢复运转后，再进行离任审计。”
这是一家媒体对当日“交接”情形的描绘。事实上，事后证明，所谓离任审计似乎只是个借口。因为就在当日，当职工要求前任厂长不交公章就不能离开，并且经过长久的僵持和对峙之后，厂长还是交出了公章。
但难题仍然存在。1月17日，我们采访的当天，魏淑兰正在向银行打报告，因为前任厂长拒绝交出印鉴章 ，她无法行使财务权力。“前任厂长交出的二十几份文件都是无关痛痒的文件，对厂里真正有厉害关系的文件我一份也没见到”。但她相信，一切都会回到正轨。她表示，将努力行使自己的权利，真正做到为职工利益办事。
魏淑兰除了尽力完成交接，她目前正抓紧时间对资产进行清理。她和职工都认为，有些人涉嫌存在违规行为，她要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职工的权利。
厂房和设备都已经不复存在，企业也已经解体。尽管如此，在位于杨家坪一间小小民居的川渝服装厂留守办公室里，每天都聚集着数十位职工，他们关心着自己的权利。他们说：“罢免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力量，我们要看着这个力量帮我们维护更多的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