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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新论：从非典看危机≠危险+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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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4月25日04:23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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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当前中国出现的“非典”，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危机——即影响公众健康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社会正常秩序的中断和混乱。对于危机，我们需要双管齐下——即从理论研究和实际对策这两个方面进行从容不迫的应对。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需要抛弃多年来形成的，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定型的肤浅的普遍流行的观点：即所谓“危机=危险+机遇”。因为实际上，危机及其结果有多种情形，而“危机=危险+机遇”的简化公式并不能完全概括它们。我们只有站在复杂的和综合的角度上，才能对危机的性质和前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估计。其次，我们需要在实践上进行制度调整，即（1）在中央建立跨部门的危机管理委员会；（2）摸索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危机报警体系；（3）组建危机研究所。下面分别给予说明。
1，关于危机的一个僵化观点
许多读者可能清楚地记得，当1997年夏季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人心惶恐不安的时候，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却不慌不忙地告诉我们：危机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它包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危”险，另一个是“机”遇。类似的说法还有：它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既是危机，也是转机或契机，等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危机接二连三，机遇迟迟不见。说得再具体一些，两年来金融危机究竟给亚洲带来了什么可喜的“机遇”？科索沃危机给南斯拉夫联盟带来了什么难得的“机会”？中国与美国的军机相撞事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高兴的“转机”？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美国的股市暴跌、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巴以军事冲突、伊拉克战争等等，又给他们和我们带来了什么良好的“契机”？“非典”不过是这一长串危机名单中的一个罢了，而且它还不是最后一个。
这些事实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关于“危机”的危机？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经常听说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继续相信的关于“危机”的理论，是否已经出现了危机？倘若如此，那么，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这一理论上的危机的话，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危机呢？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种流行甚广的所谓“危机=危险+机遇”的观点明显地偏离了“危机”一词的本意。比如，据中文《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危机的含义一是指“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二是指“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另据英文《袖珍牛津词典》的解释，危机(crisis)的含义一是“危险和非常困难的时期”；二是“决定性的瞬间或转折点”。尽管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危机一词，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与英文相差不大。它们的共同点是说明：危机就是危机，它本身并不必然包含“机遇”。至于英文中所谓的“转折点”，可以理解为向好的方面转折，也可以理解为向坏的方面转折。
那么，为什么在遇到了现实危机的时候，许多人却一厢情愿地对它做出了乐观的解释呢？除了心理因素以外，人们对朴素辩证法的一知半解和生搬硬套，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有关危机的5种情形
（1）危机带来机遇。
坦率地说，“危机=危险+机遇”的流行观点，虽然有一些玩弄“文字游戏”的色彩，但是，它确实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即矛盾着的双方都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不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类似的例子都有很多。
比如，“卧薪尝胆”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例子：在战国时期越国曾经被吴国打败，这一亡国的危机反而激发了越王勾践在逆境中奋起的决心和勇气，结果经过长期的韬光养晦和不屈努力，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战后日本的崛起：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其国土变成了一片废墟，经济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但是，在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终于在70年代初期，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
诸如此类的例子告诉我们，危机虽然带来了危险，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或转机。正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危机的第一种情形。
依此类推，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不少专家学者也胸有成竹地指出：这场危机虽然沉重打击了亚洲的经济，但是由于它暴露了亚洲经济模式的内部缺陷，因此，只要把这些问题改正，亚洲很快就会出现“机遇”，就可以重振雄风或重现奇迹。这就是所谓“机遇论”的由来。
那么，为什么现实的发展结果却没有符合他们的预期呢？这是因为，运用这一理论的人们忽视了一个危险：即“危机=危险+机遇”只是危机的一种情形，它不能用来说明危机的所有情形；另外，虽然这一观点来自实践，但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理论观点的时候，也就变成了与实践性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因此，用它来观察实践，即分析新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偏差。
（2）危机带来危机。
除了第一种情形，危机还有第二种情形，即一个危机引起了另一个或几个危机，而机遇或转机却迟迟没有出现。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能够通过“卧薪尝胆”而把一个亡国危机转化为“东山再起”的机遇的国君，除了越王勾践，似乎并不多见。即使有些国君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它们相继灭亡，最终的结果是由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目前日本的例子也是如此：自从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就进入了战后最严重、时间最漫长的经济衰退。前几年，当它的经济刚开始出现一些好转迹象的时候，又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今年以来，日本经济虽然再次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人们依然不能肯定它已经彻底摆脱了危机。因此，如果把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看作是一场经济危机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它还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可喜的或难得的机遇。诸如此类的例子也告诉人们关于危机的另外一些真理：即一个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机遇，反而带来了另一个或几个危机，即所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那么，在现实当中，究竟是“危机带来机遇”的情形居多，还是“危机带来危机”的情形居多呢？很难说。在某些场合，似乎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得多。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是，现在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豪地宣布，它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或者可以高兴地宣布，危机给它带来了喜人的“机遇”呢？
（3）一个或若干小危机引起了一个大危机。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危机还有第三种情形，即一个或几个小危机引起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大危机，或者一个短期危机引起了一个长期危机。
比如，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出现了暴跌，其结果不仅没有为世界经济带来了什么机遇，而且，它还导致了长达10年之久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上台，并且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也有与此相似之处：它首先起于泰国，随后横扫东亚、东南亚、南亚、俄罗斯、东欧、南非和拉美。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因此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导致类似于世界大战那样的不幸结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某一局部地区的危机或某一经济领域的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什么机遇，相反，它还预示着全球性的危机或普遍性的危机的到来。显然，除了危机的第一种情形，在危机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中，机遇的出场次序都被挤到了最后，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场。
（4）若干危机与机遇交错出现，形成一个长期的危机周期。
此外，危机还有第四种情形，即危机与机遇的界线和转折点非常模糊，或者说，在一个长期的危机里面，可能也会出现几个机遇或转机，但是它们并没有导致长期危机本身的结束。
比如，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的话，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然后才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新阶段。但是在那100多年的危机期间，也曾经出现了几个机遇或转机：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虽然这些机遇或转机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一个长期危机的结束，但是直到1949年以前，这些机遇或转机的出现只是使局部的和阶段性的危机有所缓和，而这一长期的危机时期并没有结束。那时中国的情形正如毛泽东恰如其分地概括的那样：“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5）机遇也可以带来危机。
最后，危机还有第五种情形，即如果说危机可以带来机遇的话，那么也应当承认，机遇也会带来危机。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一句“老话”，即“危机的唯一原因是繁荣。”事实也是如此。从近代西方经济历史来看，凡是在一个长期繁荣之后，总是接着要出现一个经济危机。因此形成了“繁荣-危机-复苏-高涨”这样一个景气循环过程。尽管在二战以后，新技术的发明和技术革新的加速使得这一循环变得不太明显，但是，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认为：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亚洲奇迹”造成的。同样，类似的推测现在正在被一些专家学者应用到美国的股市上面。他们认为，美国股市的连续暴涨正在为突然的暴跌——即危机的到来，准备着条件。
诸如此类“物极必反”的情形说明：一旦出现危机，它也不会在短期内带来什么可喜的新的机遇。
3，从复杂的综合的角度看待危机
尽管一般说来，危机主要有上述5种情形，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进行细致的和深入的研究的话，还可以发现更加多样化的危机的情形，以及更加复杂的危机与机遇的相互关系。比如，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军事危机与社会危机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还听说过财政危机、贸易危机、教育危机、心理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感情危机、婚姻危机、家庭危机、以及最近的“非典”即公共健康危机，等等。显然，这些形形色色的危机形态以及复杂多样的因果关系，绝不是可以用“危机=危险+机遇”这一简单的理论观点或思维模式，来进行概括和预测的。下面让我们试着用复杂的和综合的观点来说明一下两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的一系列危机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出，机遇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现，可能是因为这是一场大危机的开端，或者是一个长期危机中的一个局部危机，因此，只要这个大危机或长期危机没有过去，那么根本性的转机或机遇是不会出现的。
在国内外各种关于危机的分析和评论中，一个美国投资家索罗斯的言论似乎比许多专家学者的评论，还要更加切中要害。他在1998年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向其它地区波及的事实说明，它实际上不是一场普通的危机，而是一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待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得出一些新的思路：这些在世界各地出现的、表面上似乎彼此毫无关联的、形形色色的危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世界体系与人类环境总危机的若干组成部分或发展阶段，可以看作是总危机在局部地区或具体事物上的多种表现。因此，它们同样不可能给中国或有关国家带来什么喜人的新的“机遇”。
如果一定要问这些危机会导致什么结果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危机出现。以“非典”为例。现在它很可能正处于猛烈扩散的初期阶段，而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及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很可能才现端倪。因此，我们与其把这次危机的程度估计得轻一点、期间短一点、影响小一点、解决容易一点，不如把程度估计得重一点、期间长一点、范围大一点、解决难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并且做出必要的心理的或制度的调整。
4，几点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非典”的问题，我想向政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在理论上加强对危机的研究。为此，需要成立一个跨学科跨部门的“危机研究所”。这样我们可以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以便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及时地准确地搜集国内发生的或与我国有关的各种危机事件的资料，以便作为今后政策与计划的一个参考依据。
（2） 在中央一级成立“国家危机管理委员会”，它将由国防、外交、公安、卫生、金融、交通运输、以及宣传等各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以便统一和协调运用各地区、各部门的各种资源，专门负责和平时期的、与危机有关的政策的制订、检查和执行等事宜。
（3） 建立“中国危机报警系统”，可以考虑分几个等级。比如，D级：一般警报或通报，即在媒体上公布某个地区或部门发生的危险或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如台风警报、地震预报、水灾预报、与我国经济或人民有关的外国的危机事件等；C级：某个地区或事件警报，即程度或范围比上述危机事件要大的危机事件，如某个地区实际上已经遭遇了台风或地震或恐怖袭击等；B级：多个地区或多个事件警报，其危机程度和范围比前者更大的场合；A级：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或极端严重的事件出现的警报，如“非典”。当然，当危机过去或减轻的时候，则要相应降低报警等级。
总之，通过上述理论的和实践的探讨，我们可以对人类社会与我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可以重新审视和及时调整现有的各种政策措施。同时，可以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利用资源、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把各种危机的危害减少到最小限度。最后，我们也应当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抓住在危机期间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机遇，通过不断努力的积累，促使各种积极因素不断成长壮大，从而最终压倒消极因素，促使危机尽快结束，并使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源：人民网 2003年4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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