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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03年正式开放的邱吉尔战时地下室位于离伦敦市中心唐宁街10号不远。里面房间潮湿而又缺少空气，但战时邱吉尔经常在那里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并指挥作战行动，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狂轰乱炸时，为了安全，邱吉尔就睡在那里。 近日，在英国广播公司制作关于邱吉尔作战用地下掩体专题节目时采访了当年的一些当事人。退休英国记者鲁思·艾维在接受节目采访时向人们披露了英国在二战时秘密无线电情报战的内幕。艾维她当时是英国战时无线电保密机构的一名审查员，她的工作就是尽力确保英国要人无线电电话内容被德国人截听到，她向读者描述了她作为一名女青年负责监听英国首相邱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的战时谈话内容的情景： 现在的人似乎难以相信，在二战期间，英国与美国之间竟然没有开展一般性的国际电话服务业务。1940年7月，横跨大西洋的海下电缆按照英国和加拿大审查机构的指示而被切断。但后来由于美国参战，英国政府指示邮政总局与美国的电报电话公司和渥太华的贝尔电话公司一起努力建立跨大西洋的无线电联系。当时唯一的安全保密装置是一个很简单的A3保密器，这是出于商业目的，由电报电话公司在战前就已经研制的。虽然这种装置能阻止临时偷听者，但人们不久就意识到，一个水平高超的电子工程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偷听到谈话内容。 英国情报部长布拉肯警告说，就敌人而言，该系统的所有无线电通话都如同公共电话室里的电话谈话一样极不安全。因此应假设所有的电话正在被敌人监听。只有英国首相、战时内阁、帝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以及政府各部门首脑和皇室成员在与他们的美国同僚通话时有权使用这项服务。每个电话都将被对其安全负全责的一名审查员监视。同时在华盛顿和渥太华也确立了同样规则制度，1942年1月英国专门成立了无线电局，负责人是克拉克中校。在此前一年，我已被招募到英国邮政与电报审查署，这是英国情报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我在负责稽查了军队邮件一段时间后，被安排去监视无线电电话。那时，象敏感军事基地周围和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海岸线一带所有通话一样，大陆与爱尔兰之间的一切电话都被我们监听。当时年仅22岁的我成了伦敦圣马丁附近联合救济院内克拉克中校手下8名审查员中的其中一位。使我惊讶的是我竟然得知我将负责监听邱吉尔首相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内容。 保密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这里没有书写的指示或备忘录，一切内容都靠上司口头指示来记忆。我被告知不许把工作上的遇到的疑问写在纸上。私自保留任何电话谈话的私人记录或记日子将意味着立即被除名。首先，在我们接通电话之前，我们必须对电话使用者解释规则，不管是谁或不管其以前曾经使用过多少次，其中包括任何不慎重的言论都将由审查员汇报给最高上司的禁令。接着，我们必须监听谈话内容，在一直不停地监视着安全规则方面可能破绽的同时，我们必须一字不变地把内容速记下来以便事后誊写。如果有人离开话筒或似乎他准备这样做时，我们就立即中断通话并警告谈话者要注意其刚才谈话中的不慎重之处，然后问他是否希望继续通话。一秒钟的敌人偷听就可能导致我们向谈话者提议采用一种不同掩饰话题的方法。某些很明显的话题如军事细节、会议集会地、个人动向、国内或国际政策、食品供应、平民士气、轰炸损失等等敏感内容一遇到偷听的情况都应立即中断。安全规则不允许谈话者用名字来识辨他们自己或者第三方的身份。 揿钮电话接头的决定和对谈话话题适合与否的迅即判断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人们难以想象就在我们寻找另一种方案的同时询问或让总参谋部的部长们等电话的情形。克拉克中校经常指导我们应该怎样去监听，如何去预测谈话后面的词和思想并敏捷和果断地采取行动，在你飞快地速记下谈话内容的同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电话必须提前预约，直到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耳机、笔和纸后才开始联系。我在纸的左边记录伦敦方面谈话者的谈话内容，而把华盛顿或渥太华谈话者的内容记录在右边。谈话结束之后，我必须把内容重新抄录一遍，然后把这些文字档案都交给克拉克中校。每隔几个小时，一位信使会准时出现并将它们都取走。我从来没弄清楚他们然后是如何处置这些资料的，有人告诉我那些文件随后就被烧毁了。 一开始，由于我经验不足，主要负责监听那些非军事部门的高级官员的电话内容，这些电话中许多内容涉及供应和运输问题。我的脑子里总有太多的疑问以致于不能安睡，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会清楚地记得那些谈话的每个细节：我会不停地问我自己是否遗漏了某些异常重要的内容？那位部长是否由于说话太急而我中断了两次电话？最后，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能够放松些，并自信不管打电话的人内心是如何愤怒，我的及时干预就可能挽回不少人的性命。 既然面临着如此众多的限制，那么人们如何才能进行有意义和理智的谈话呢？非军事机构的官员采用一种他们自己的代码，谈话中提到的各种供应物品都指定了特殊分类，因此谈到的名称不可能是内部机构的名称。想出这种代码的人肯定很有幽默感，这样，在某个星期，他们都会饶有兴致地谈论木材长短粗细等话题。接下来的一星期，他们又会谈论树干和花瓶等话题。显然，无人能一直采用代码进行交谈，但人们必须想出掩饰话题内容的某些手段。1942年3月，我们开始执行一项新规则，标有数字那些类似短文的备忘录应采用密码通过电报方式提前发送。我记得，有些打电话的官员经常让我打哆嗦，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谈话内容，而是因为他们的个人风格。性格越开朗、越爱社交的人，就越会可能出现说话脱节的情况。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布思比，他热情奔放，使人着迷。另一位则是比弗布鲁克，他经常作为邱吉尔首相的特使和朋友去华盛顿。每当需要做出迅速决定时，他会来打电话，表明他对形势的评估，而不会象以前那样送份有自己签名的备忘录让电报员发送出去。要让这种热心的人士在谈话时循规蹈矩是很困难的甚至有点儿可怕。当布思比慷慨和彬彬有礼地向我表示道歉时，比弗布鲁克则可能会对我突然中断他的电话出言不逊以表愤怒。虽然如此，但我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会向其出示给他带来不变的那些安全规章制度。（编译：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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