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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不幸的重婚案中，无辜孩子的遭遇令人心酸。
5月21日，在北京宣武区一栋高层居民楼的地下室，我见到了余长凤母子。
14岁的小龙，无聊地坐在床沿上，他手里翻弄着的不是课本，也不是哈利波特之类的时尚读物，而是一本《婚姻法公民读本》，红色封面已被摩挲打磨得露出白纸屑。
15元的书价，相当于他们母子一天的住宿钱，但小龙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再贵也值得。我和妈妈只能靠它找到活路。”
小龙和妈妈租住的屋子，5平方米见方，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一个封闭的铁皮箱，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推拉门，挤进一张床后，就只剩下个门口。凳子般大小的茶几上，胡乱地扔着方便面袋子，盛过咸菜的塑料袋还流着红色的辣椒水。密不透风的屋里，混和着霉潮、酸湿的气味四处弥散。几只个头粗大的黑苍蝇，“嗡嗡”着四处冲撞。余长凤跟我说希望能在外面的过道接受采访，因为只有这里才能稍微透些风。几近失明的她，最近又患上了鼻窦炎，说着说着话，就被冲起的痰气噎得停下来喘气。这时，小龙会飞奔过来，给妈妈端来一大杯茶水。
打了四年官司的余长凤，现在说起和丈夫的恩怨是非，早已没有了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提到儿子时，她才会难过得说不下去：“孩子太苦了！他不该受这份罪。”
和妈妈一样瘦弱的小龙，头发有些卷曲，模样乖巧机灵。一口标准普通话，显得很有教养。现在小龙不仅是妈妈的耳朵和拐棍，更是妈妈的“婚姻法顾问”。
婚姻法的书是去年来北京找爸爸时特意买的。小龙看《未成年人保护法》，知道父亲对自己有抚养、使受教育的义务；看《婚姻法》，给妈妈念法条中能保护妈妈和自己的条款，还比照法条认定父亲对自己和患病的妈妈构成了遗弃。因此小龙坚持对父亲提起遗弃罪的自诉。
王秉权离开家时，小龙正在上小学四年级。妈妈拉扯着他好不容易挨过一年，因为眼睛不好，丧失劳动能力，失去了经济来源。刚领了初一的课本没几天，小龙就不得不辍学在家。之后，他就和妈妈走上了寻父、告父之路。到现在，他已失学两年。
为了不忘记自己学过的东西，去年在北京陪妈妈找爸爸、告爸爸的3个月里，小龙把每天的经历记录下来，小小年纪的他在日记中叹道：我不知道这种愁吃愁住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老天爷什么时候能还我们一个公道？
小龙最喜欢数学，他自学了初一数学，书都翻烂了。可是对英语和语文就不那么自信了。让小龙特别着急的是，“眼里看到的字，反映不到脑子里，写不出来。”我随便考他：吉林省怎么写？他眨着眼睛，带着几分调皮说，“了加走字旁”，妈妈敲了他一下，“那是辽，不是吉。”“错了错了。”小龙大叫着仰倒在床上，一脸的难为情。
“没有正规的课堂学习环境，又没有人辅导，小龙的学习能力下降了。”这是作为母亲最为担心的。余长凤焦虑地说，他过早地知道了许多他这个年龄孩子不该知道的事，陪我打官司的经历使他过早成熟。
小龙最大的愿望是：治好妈妈的眼病，自己能有学上。虽说才5月，可在小龙眼里，9月份———开学的日子“一晃儿就到了。”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六一”，小龙却没什么企盼。
临走，我塞给小龙300元钱，告诉他，“开学时去交学费……”无论如何，孩子不应成为一桩不幸婚姻的牺牲品。
本报记者 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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