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樊锦诗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门外，金黄的戈壁和蓝天相交，无垠的广阔。门内，兰色的坐椅围放，旁边大株的古树，身后，那么多的洞口像莫高窟的眼睛。

　　夜风乍起，我们安静地等待见这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卓有声望的敦煌研究学者，一个扎根大漠四十年的女人，一个干练辛劳的院长。

　　她瘦小，花白头发，咖啡色外套，坐在椅子里几乎陷下去。

　　面对着对面高大的三危山，她侃侃而谈。

　　“我们后继有人”

　　樊老谈起她第一次见到敦煌，口气仍然震惊：“实在是太苦了!”她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头发都没有洗干净过。因为那里的水是碱水，而她还是用香皂。 她所景仰的大学者，在那里“看来和老农民一样。”

　　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起步正如这里的物质条件一样艰难。我们最初的研究者，不得不经常去海外抄写经文研究，一大批老学者仍然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日本在佛学、法律等经文的研究上领先世界，而英法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上也有一大批杰出学者。

　　可是他们研究的经文是从我们这里廉价“买走”的。谈起这个，樊老只是肯定地说“从民族感情上来说，他们肯定是强盗。可是，他们中很多人本身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还是对敦煌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内敦煌学的研究以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为转折点。研究所建立后，敦煌学的研究由经文转向洞窟。国内的知名大学如北大、兰大也有敦煌图书馆和学会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涌现出来。

　　“这是我们的优势，敦煌学后继有人”，樊锦诗院长说。

　　“我最害怕的是…”

　　敦煌里那么多的壁画，总有一天会消失，研究者为延缓时间，想尽了保护的办法。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我们用这个将壁画保存下来，试了40多个洞窟已经成功了20多个。颜色非常逼真。”李副院长非常自豪地说。

　　可是只要洞窟开放，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都会对壁画和雕塑有影响。樊老只是眉头紧缩“我最害怕的是…。由于我们使用不当，把它用坏了，那就对不起祖先后代。”

　　据了解，樊老他们想出在外建游客参观厅的办法，在其中陈列数字壁画。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游客在洞窟里呆的时间。只是耗资巨大。

　　“我还是想尽力去募一募。”樊老仍然不会放弃任何一点希望。

　　“可能是洞窟的魔力吧”

　　樊老的简历里只有短短一行“敦煌研究院工作。”

　　她大学毕业来这里，四十年，一生献给了敦煌。

　　来之前是“耍了个英雄”，单位向北大要人，想到是国家需要，她下定了决心。当时家里反对，写信到学校，被她扣下了。

　　不过，她是上海姑娘，当时男友又在武汉。来时没想呆长。“没有灯没有水，什么也没有。”“在这里呆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时间长了，慢慢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干得有了感情。最后，她以劝丈夫来敦煌的方式，结束了漫长的两地分居。

　　“敦煌需要我，武汉有的是人。”

　　这一干就是四十年。不过到现在她仍然对来的女学生说大实话。这个地方很单调，不好呆，她是个爱静的人，所以还习惯。“你们来我还得愁，怕你们找不到对象。”她一脸诚恳。大家笑了。

　　一位西安美院的女生已经来了一年了：“这里挺好，真的。”

　　四十年还是有些甘苦，有人说她“三不象”。不是学管理而去做管理，做管理必定不能好好搞学术，一个女人，又两地分居。

　　可是怎么办呢?事情总是要人做的。“可能是洞窟的魔力吧”，她这样笑着解释她40年如一日守护敦煌的原因。

　　夜很快深了，座谈也很快结束。她的学生们簇拥着她回去。她显得更为瘦小但是精神奕奕。

　　此时，深蓝的天幕，月落如金盆，沙丘的阴影是如此沉默温柔。

　　她是爱静的，这的确是一个如此安宁的敦煌的夜晚。（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  戴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