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收看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三天两头听到防止非典的措施如何惠及“外地来京”“民工”的报道，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这“外地民工”怎么这么招人烦？凭什么咱北京市政府总为“外地民工”忙活？他们毕竟是“外地务工人员”，总为他们干事，咱北京市自个儿的事儿还做不做了？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反复强调着“外地”俩字，那弦外之音不能不让我这外地人敏感起来。

　　什么叫“外地务工人员”？那就是说，这个北京，是咱北京人的北京，也就是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有“正式”工作（主要是指北京官方的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的人的北京。虽然北京是首都，是全中国人民的首都，但没有北京户口，你就不是北京人、而是外地人（即使是在北京打工的那些外企高级白领也不一定算北京人，他们身份暧昧、来历不明，会不会成为北京人还得走着瞧），你只能是为北京人服务的人：第一，你应当守北京的规矩，不要给北京人添乱；第二，好好为咱北京人服务；第三，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别在这儿呆着，你还是回你自个儿的家吧。不客气地说，咱北京人看着你们外地人就是有点别扭。这不是我瞎编，我经常听到咱北京的“兄弟姐妹、大爷大妈”（咱得跟他们套套瓷）这么说。有一天，我们公司的老板站在办公室的窗口看着楼下几个外地民工在那里干活，触景生情地说：“这些外地民工，你看他们白天在这里干活好好的，实际上，他们一来就先瞅着哪儿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到了晚上就下手，他们都是贼！”大概许多北京人就是这样看待外地民工的。

　　反过来说，外地民工是不是真的有人想对北京人的财物下手呢？我猜想，肯定有！为什么不呢？你说，咱外地人到北京来，看着你们城里人享受着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物质文明，这些现代文明成果名义上也有咱乡下人一份，但实际上却跟我们丝毫不相干，一边干着城里人根本不屑碰一下的脏累险活，一边忍受着城里人的歧视、冷漠、猜忌、侮辱，我们怎么就得这么屈辱吗？他们的豪宅、汽车、巨额存款什么的，都是合法收入吗？凭什么咱们乡下人就得比他们相差那么多？

　　实际上，乡下人和城里人本来就是两个阶级，而且是严重对立的！彼此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想感情不同、语言不同，所以相互瞅着都不顺眼，乡下人来到城里，即使是来帮忙的，还是得求着人家城里人，而城里人还是嫌咱们乡下人添乱。幸好是乡下人处于严重弱势地位，根本无力反抗，否则，这种“对立”不变成“斗争”就怪了。

　　当然，城里人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城里人自个儿也是有差别的。要说城里人的差别，还得从“外地来京”的这个“民工”说起。

　　什么叫“民工”？这里的“工”是指工人，但是，明明是“农民”，怎么又是“工人”呢？原来，一个人，如果天生就是工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命好，出生在城里而当了工人，那他便可以成为真正的工人，即使他有机会当了农民，他也还是工人，绝不会有人叫他“工农”，或者即使有干部去当了农民，也不会成为“干农”；而如果他先天不足，也就是命不好，出生在农村的话，即使他当了工人，也还是农民，所以他就是“民工”。这就是“民工”的意思。

　　可能有人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没有干部当工人成为“干工”、军人当工人成为“军工”呢？农民当学生，没有叫“民学”的，当军人，也没有叫“民军”的，当了干部，没有叫“民干”的，为什么只有当工人叫“民工”呢？

　　原来，中国社会总共只有三种身份：农民、工人、干部，这是已经制度化了的。相对来说，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三个等级——最高等级是干部，工人次之，农民是第三等级。上升为第一、第二等级的人当然不会向下走的，所以，我们社会是不会出现“干农”、“工农”和“干工”的。强烈要求“上进”的也就是农民了。我们社会是有从农民直接跃升为干部这个制度的，但这条路太窄太窄，机会太少，根本不可能让数以亿计的农民抱有什么希望。当然，他们还是有出路的——我们社会里的学生和军人是过渡性的身份，学生可以转化为工人和干部——以及农民，农民子弟考不上中高等学校还得回去当农民，而没有永远的学生。军人也是一部分转化回农民，一部分转化为工人，一部分转化为干部。所以，农民如果要想从最低等级往上升，主要的渠道，一是谋求通过当学生加以转化，考上中专就可以当工人，考上大专以上学校就可以当干部；二是通过当军人来转化，成为志愿兵就可以当工人，考上军校当军官就成了干部。如果一个农民当上工人，那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为他可以摆脱最低等级而上升为城里人阶级了。

　　工人和干部都住在城里，虽然他们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但对工人来说已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过去曾经在工人和干部之间有一部分“以工代干”的过渡性身份，现在也没了，但直接升为干部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工人是否升为干部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和干部同为城里人，他们实际上是同一个阶级，有着基本的利益是一致的。特别是，干部是掌握国家政权、控制着社会资源的阶层，工人阶层可以得到本阶级“大哥”（过去干部比较客气，称工人群众为“老大哥”，实际上，真正的老大是干部）的帮助：第一，工人阶层的利益要求会得到优先考虑，第二，如果工人群众对干部提出什么要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第三，如果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有什么利益冲突，工人群众的利益会得到优先照顾。而农民住在农村，他们的利益很难被优先照顾，实际上，通常是城里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需要什么就到农民那里去拿，而很少想到还要归还。当农民利益受到损害——除了老天爷，没别人，也就是咱们政府会去损害他们，当然也很难得到补偿，谁会想到这一点呢？所以，如果政府为农民做了一点什么事情，那么，都要被宣传为“送温暖”、“支农”、“反哺”等等。这也就是北京电视台为什么反复不停地强调市政府为“外地民工”做了一点什么事情的原因。当然，现在也给工人兄弟“送温暖”了，但这和给农民“送温暖”是不同的：给农民送完全是恩赐，给工人送大概属于关怀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人家城里人自己的事情。

　　依笔者之见，这“两个阶级、三种身份”，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社会学者要研究中国社会分层，从这里入手是恰当的，这样才能抓住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而要建设一个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要求的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必须破除这种人为地把中国人分为两个阶级、三种身份的制度。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要始终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为，要做到这三个“始终坚持”，恐怕也得从改变现有的“两个阶级、三种身份”社会结构入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红网观点】 (作者：蔡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