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山

　　近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发表谈话，认为原卫生部长张文康“不是有意瞒报疫情”，张对公众所作的有关“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失实表态，是北京市信息不畅的结果。此言一出，公众和互联网上随即出现一些说法，称张文康被免职是冤枉，甚至有人还由此及彼，呼吁为那些在抗“非典”期间被处分的干部恢复职务，理由是这些人“不是故意的”。

　　对于张文康曾经信誓旦旦的假话，一介平民的我无法得知其真实原因，因此无法作任何揣摩；对于张去职的原因，虽然民间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我也无从有根据地相信哪一种。不过从逻辑上分析，疫情的失控和蔓延，和张曾经与实情不符的表态似乎存在某种可能的因果关系。退一万步说，即便张对疫情的蔓延没有直接责任，但作为一国的卫生部长，他无论如何是脱不了干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的去职应属不冤。

　　从张的遭遇说开去，在防疫期间，全国各地还处分了不少失职失责的各级干部。据有关专家透露，到5月底为止，这些被处分的干部人数接近1000名。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以4月20日张的去职为时间分水岭，全国各级政府和有关组织机构，在对待疫情的态度上前后迥异——从漠视到重视，从佯动到行动。

　　正是由于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两位高官的去职，各级官员猛然意识到，对疫情的不负责任，是可以被撤职甚至得到更重处分的。对疫情的重视，实则是对民众权利的尊重，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此前曾被各级官员长期有意无意地忽略，恰恰是“非典”和高官的去职，让无数官僚重新认识这个道理。

　　针对有人为张文康和其他一些受处分官员的叫屈，笔者特意通过互联网查找了一些官员去职的消息。结果发现，那些人之所以受处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职失责。

　　失职失责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通俗地理解，失职是指负有某种特定责任的人，对于自己负责的事务，没有尽到职责；失责则是指这些人本应保障自己所负责的事务不出现重大问题，但结果却相反。对失职失责的官员，民主社会都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对失职者撤职，或者要求失责者引咎辞职。

　　不过在中国，失职失责者未受任何处分的现象太常见了。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在防疫工作中，两位高官的去职才更像一次政治地震。但实际上如前所言，即便张当时的表态不是故意的，而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张的去职仍然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全国范围发生这样大的疫情，并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害，作为负责全国卫生事务的官员，张至少不能避免“失责”的指控。

　　回过头来看那些为失职失责官员叫屈者的说法，他们似乎在强调一个理由：某某官员没有犯错误的主观故意，失误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道理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充分——对于一个人的错误来说，没有故意，就不是错误。

　　实际上，这种看法抛却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官员而言，不管他有没有主观故意，只要在他所负责的某项事务范围内出现了重大失误，他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这一点，是官员的特定职责所决定的，也是他和普通民众不一样的地方。换句话说，对于官员和普通民众，要求的严格程度是有天壤之别的。

　　如果确定了这个原则，那么，无论是张文康的去职，还是其他大大小小近1000名官员的受处分，都是理所当然的。不管他是否有主观上的故意，只要在他所负责的范围内出现了失误，他就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多少年以来，中国的官员习惯了做老爷，而没有学会甚至排斥做公仆。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旦这位官员所负责的某项事务出现了重大问题，他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人们的习惯）便是为自己寻找理由，最终开脱自己的责任。回想20多年以来的经历，中国的重大问题并非没有出现过，但却鲜有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为此承担责任。前些年大兴安岭火灾烧掉了一个林业部长，几次重大列车事故，让铁道部长辞了职。但是，这仅仅是无数灾难和事故中的鲜见例子。还有很多事情，比如重大矿难事故，有多少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疫情中许多官员的去职，应当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官员切实负责的契机。但是，现在悄然而至的“翻案”呼声，似乎有扼杀这个契机的嫌疑。这，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