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郑作时

　　发自上海

　　金融：货币政策成焦点

　　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农村问题是一个根本的、但也是长远的问题，但金融问题却已经迫在眉睫。

　　1月27日，新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工作会议上指出，2003年央行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该消息随即成为各大财经媒体当天的重要新闻，因为财政渐显沉重的债务和国内连续低迷的物价似乎都需要货币政策转向积极来支持。

　　从表面上看，中国财政的债务并不重，虽然实行了数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到2002年时政府宣布的国债余额总计为2.5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但是政府的隐性负债却很多，这其中最大的一头就是国有银行。仅就公开的数据，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国有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的不良资产为1.4万亿，而去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宣布的不良资产率平均水平在25%。由于这些银行一直以来以国家信誉为支撑，所以经济学者樊纲把它们的不良资产称为“准国债”，并且认为加上这些“准国债”的话，财政的债务水平就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虽然没有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但却是处于高位运行之中。

　　学者杨帆警告说，未来几年，尤其是2007年和2008年，中国可能会迎来一个金融上的困难时刻。因为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国债将从净发行转到净还债，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中不再会有因为发行国债而得到的收入；同时20年开放中不断涌入的外资也将会从净流入转向持平或者净流出，当然他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增长的和安全的投资地将会受到外资的追捧，但是已投资企业的利润流出在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并呈迅速增长的势头；同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时间表也越来越近，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令人担心。

　　一切的环境似乎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新一届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因为采取货币政策以后，政府取得造币收入来获得额外的偿债能力。在摆脱债务压力的同时，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同时还会带来轻微通胀的预期，因此还会刺激消费，使国内物价走出长期通缩的趋势。

　　可能也正是因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使得政府高层一直对采取货币政策保持着高度警惕。80年代末由于物价上涨给国内的政治经济带来的不稳定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2002年，央行给国有商业银行以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降低不良资产率，到年末似乎消息不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下降了3～5%。2003年年初，政府又把利率市场化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很明显，新一届政府要尝试一下银行能否自我消化他们的不良资产。一方面给压力，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是给政策。

　　看来，货币政策有可能被新一届政府放在最后一张牌上。

　　国企改革：老问题的新办法

　　银行界人士对高层让他们自己消化不良资产颇有不同意见，其主要原因就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部分是由国企造成的，而国企问题也正是新一届政府要面临的又一大课题。

　　十六大以后，由于取得了对本地国企的处理主导权，一时间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高涨，“几年之内把问题处理干净”这样的口号不绝于耳。

　　所以对新一届政府来说，在国企问题的处理上，要紧的是把现在的这种热度降一降温。这10万亿国资是过去数十年国有经济留下的财富，与之相对应的，还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低福利水平造成的大批老职工养老方面的负债。

　　细分之下，各个地方的国资退出方式，无非是民营资本收购、外资收购、资本市场收购和MBO也就是经理层收购四种。对于前三种，关键在于给出一个竞标的方式，使市场更为透明和可操作，值得小心的是现在正方兴未艾的MBO。

　　诸如长虹的倪润峰、春兰的陶建幸、海尔的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怎么样来估量他们在企业中的作用都是不过分的。但大量企业的生长依靠的并不仅是企业家才能，资本、政策、人力配置这样的因素都在企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MBO方式中，信息的不对称是明显的。经理层由于同时掌握权力、企业内幕和主导的话语权，所以在有利可图时有极大的冲动实现以MBO方式的国资退出，这对企业会造成伤害。

　　在国企方面，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于石油、电力、电信、民航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国资是不会从这些行业中退出的。但是现在这些企业因为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地位，没有多少动力去进行自身的改革，效率低下，并且总是把高居不下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的头上，他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高价格已经渐渐成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种障碍。比如说电力的价格高昂，其实上已经阻碍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水平，使家电业在农村的市场迟迟不能打开。

　　如何在这类行业推动以竞争为外在压力的改革，是新一届政府在国企方面的又一个课题。政府换届前电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等机构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方面改革的方向—国企之间的有限竞争。

　　作为一个正在成长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前途无可置疑。对于新一届政府，我们寄予厚望。

　　（两会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