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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率团访华，纪念三十年前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我在人民大会堂化学厅采访了他。在这之前他刚刚受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接见。在这之后他还将与其他领导人会面，次日参加了朱镕基总理的招待午宴。即使离开政府多年，又已年近80，即使已经访华四十多次，他还是这样吃香，不能不让人服气。基辛格以“秘密外交”著称，他在任上时曾对中国和苏联等地秘密造访，并取得惊人成果。如今，媒体的无处不在和无孔不入已使这种外交手段难以施展，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外交努力都可能直接上当天的晚间新闻。对此，基辛格既无可奈何，又感叹当今外交家们的活动空间有限，虽然他日前常以自己的咨询公司出面，已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家了，但在这样具有纪念性的日子里，他的来访依然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连约个采访也是相当不易。这是我第二次访问他，第一次是在1996年的纽约。他还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框眼镜，走起路来相当稳健。当然，脸上的皱纹深了许多。 三十年前 就在化学厅外的大堂里，有一幅相当眼熟的铁画“黄山迎客松”，（六七十年代，在新闻电影制片长的新闻短片中，中国人没少见过它。）服务员告诉我，这是周恩来总理当年很喜欢的艺术品。尼克松访华时，他就是站在这幅铁画前“迎客”的。今天，物是人非，当年中美恢复接触时的双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尼克松都已先后故去，而那时正当盛年的基辛格如今也垂垂老矣。不过，谈起往事，一头银发的他依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比如对于美国乒乓球队收到访华邀请的日期，他就脱口而出：“四月十九日。” 在采访基辛格之前，我曾采访了前美国乒协主席、1971年美国访华乒乓球团的副领队洛夫 哈里森。他认为早在美国乒乓球队受邀之前，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一定有了某种默契。不然，美国国务院不会在他们赴日参加世锦赛前一个月取消了美国人访华的禁令，而他打电话到美国驻日领馆，告知受邀一事并要求把护照上“此证件不能前往以下国家：中国……”一句删去时，使馆官员毫不吃惊。当我向基辛格求证时，他用那著名的沙哑的嗓音和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不紧不慢地回答说：“69年起两国就有些接触的渠道，但当时我们就像两个人在黑屋子里互相摸索寻找，直到四月十九日我们得知了乒乓球队已受邀访华的事。” 那么，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国庆阅兵时，不是有意把艾德加 斯诺拉到自己身边吗？美国人没有嗅出点什么？基辛格摇了摇头，“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这有时也容易使他们过分看重一些微妙的细节。而我们美国人的历史还不及中国的一个朝代，加上政府更替，使我们的眼光比较集中在当前的问题上，也顾不上过分揣摩别人的意思。所以，当毛泽东把斯诺拉到他身边时，我们在华盛顿根本没有在意，只是认为是政治宣传罢了。” 基辛格曾在一篇名为《与中国面对面》的文章中介绍自己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指出中国人外交的两个特点，一方面，他们深为历史上“中央之国”的繁盛与显赫而骄傲，喜欢称呼别人“老朋友”“新朋友”。另一方面，由于近代百年遭受西方列强的屈辱而对外来压力深恶痛绝，也相当敏感。了解这两点，就会明白，对中国人之施以高压是不管用的，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基辛格在采访中也指出，美国人在外交上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华态度：有一派坚持认为中国是敌人，一定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力，以免危害美国利益；另一派则认为合作与接触对世界和亚太和平非常重要，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而他自己就站在第二种立场上。“你不是常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大概没少给你惹麻烦吧？”“您对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不是也引起过‘讨好中共’的批评吗？”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掠过他的脸，但很快就消失了，他平静地说：“的确，中国人把我叫做老朋友，这让美国国内的一些人对我相当不满，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影响我的观点的说服力。”我认为伟大的政治家就是那些在纷乱的时局中看到新世界的模样的人，毛泽东与周恩来属于这类人。 台湾问题 基辛格从未访问过台湾，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他相信聪明的中国人有朝一日会想出办法解决两岸问题。这让我想起，在美国八年前公开的“基辛格对话录”（Kissinger Transcript）中，记录着1971年他与周恩来会谈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认同您为解决台湾问题所指出的方向。” “这里的方向是指什么呢？”我问。“事隔久远，总之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迟早会通过政治演进的方式取得共识，完成统一。”基辛格说。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也是最棘手的问题，至今让基辛格深感敬佩的是，当他最初拿出联合公报起草案时，周恩来对他说：“谁会相信我们双方二十年相互隔绝之后，突然对这些问题都形成了统一的看法？不如在公报中首先表明我们各自不同的立场，然后再列出我们相同的立场，才更有说服力，后者也才更为醒目。”“这真是天才的构思。”基辛格加重了语气，“过去没有公报是关于双方的不同意见的，这以后也没再出现过。” 虽然基辛格一再对中国人的智慧表示敬佩，有一次他也让中国人见识了他的才智。在为台湾问题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这样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式”。事后被周恩来称为“代表哈佛水平”（基辛格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并在那里任教多年）。 “对于我的草案，他不时提出批评意见，不过那次他认为我写得不坏。要知道，我是把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的所有文件都阅读了一遍之后，得出这样的印象，然后再确定措辞的。”基辛格看起来至今对自己当年的表现相当满意，嘴角上露出笑意。 “不过，我想指出一些对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的意见。有人认为正因为《上海联合公报》保留了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异议，才给以后的谈判留下了后遗症，使这些问题一再引起纠葛。在措辞上也有一些歧义，如用acknowledge（得知）而不是recognize（承认）等等。回头看来，当时你们可以做得更好吗？”我问。 “不。”他专注地听着，我的话音一落，就应声回答。随后他顿了一下，放在沙发扶手上的右手臂抬了抬说：“这样说吧，我发现没有参加当年谈判的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而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认为我们已尽了力。 二十年后，他们问我，当年是否能做得更好，我的回答是：台湾问题并不是由于用了acknowledge，而非recognize才产生的，当时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下，让历史去解决它，而不是非要用对抗来解决。我们选择了前者，我坚信，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人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不过有些人恐怕不是这么认为的。今年三月份，美国媒体披露了国防部所做的《核态势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如果大陆武力进攻台湾，则美国有可能对大陆进行核打击。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就连台湾“国际部长”汤耀明都表态说不赞成美国的这一计划，虽然随后迫于岛内的某种压力，他改口说“不予置评”。在基辛格早期的一部著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中，他曾指出：“核武器作为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只能被用以阻吓作用。”他对此事有何评论呢？“没错，我至今这样认为。一旦发生核战争，一周内的伤亡就会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伤亡的总和，甚至还要多。没有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会发动这样的战争！”基辛格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几乎一字一顿。 什么是和平 中国之行以及73年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是基辛格最引以为傲的外交成就。就在我采访基辛格前一天，又一起自杀式爆炸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市场前发生，造成6人死亡，70人受伤，其中还包括两位中国劳工。这次爆炸发生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刚刚结束与沙龙的会谈，即将与阿拉法特会面之前，让人们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更加看淡。 “在双方的仇恨日益加深，矛盾日益激化的局势下，你认为美国作为调停者作用能起多大作用？”我问。 “在自杀性袭击不断发生的时候，我不认为这个作用会很大，布什总统要求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不再继续向那里移民，但如果恐怖袭击还在继续，那么和平谈判看起来就像是在奖励恐怖主义者。”基辛格说。 在采访的几天后，总算有好消息传来，以军逐渐撤出了巴勒斯坦的领土。但中东局势依然非常脆弱。鲍威尔的中东斡旋让人联想起基辛格的“穿梭外交”。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起了赎罪的战争（也称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基辛格曾数次奔赴中东，游走于各国，终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说服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签署和平协议，当初几乎没有人相信他能完成使命，况且他还是犹太人，似乎很难获得阿拉伯世界的信任。但是他不仅做到了，而且与数位阿拉伯人成为了好朋友。在穿梭外交结束时，前埃及总统萨达特曾经拍着基辛格的肩膀说：“我给叙利亚总统的建议是：信任我们的朋友亨利。”说起往事，基辛格慢慢地点了点头，仿佛当年的场面就在眼前：“首先，萨达特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有一种把自己从强烈的情绪中抽离开来的能力。这是在危机处理中很难得的。” 那么对比现今的中东危机，他如何看调停的困难和程度。“或许听起来有点傲慢，但我当时的确对自己很有信心。那时工作很辛苦，但也很刺激。每天都提醒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为了补充体力，我拼命吃巧克力，体重可增加了不少。不过，那时我毕竟年轻多了。我喜欢阿拉伯人，我对他们当时的处境很同情。我没觉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妨碍了我们之间的沟通。不过那时的情况与鲍威尔今天面临的不同。那时战争刚刚结束，以军获得了军事的胜利，但损失惨重，而埃、叙两国在军事上失利，希望找回尊严。所以双方都存在着心理上的平衡需要，都愿意做一些妥协。但现在呢，巴以双方都认为按自己的极端方式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缺少心理上的相互需要。更何况我那时是与各个政府打交道，而鲍威尔还要跟一些运动组打交道。我认为，他比我面临着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这要求调停人本身有能力去填补心理上的鸿沟。” 鸿沟是否能填平，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让人感慨的是中东问题打了停，停了打已经五十余年了，每一次似乎和平在手，转眼间烽烟又起。双方的血仇也愈积愈深，无论是在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以色列儿童，还是杰宁集中营里悲怆的巴勒斯坦母亲，都让世人的心里沉甸甸的。人们不禁要问：“中东问题到底有没有一次性的解决方法，或这种办法根本不存在？”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很多人都说他们有解决中东问题的蓝图。我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们必须认清，在以色列占领大片巴勒斯坦领土和不断发生的自杀性袭击的情况下，双方根本没有基本的信任来实现一次性解决的方案。在我看来，让双方暂停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有的，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二，终止以色列的移民和军事谈判，三，终止自杀性的恐怖事件，同时遵守某种双方可以接受的边界，以达到和平共处，但首先是要停止冲突，然后才能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他扳着手指，以一个资深的中东问题专家的口吻说。显然，对这个问题他已深思熟虑。 让我们也将自己从现实中抽离开一会儿，来看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吧。有人说由于全球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度提高，世界会更和平，发展成为新世纪的主旋律。另一些人则说不断爆发的种族、宗教冲突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 “你更赞同哪种预测呢？”我问。 “两者同时存在，”他说，“全球化一方面带来更多的合作，一方面也使不少人离乡背井，失去熟悉的环境，由此出现的真空还没有相应的政治机制来填补，于是出现波动和冲突。所以在二十一世纪，两种潮流会平行出现。”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又从研究历史与政治起，您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和平？”我问。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基辛格的双手在胸前交叉起来，“在历史上，和平只在两种情况下获得，一是势力均衡，谁也打不败谁，二是建立起共同遵守的准则或相互信任，当然人们还可以为它冠以不同的名字。十九世纪欧洲曾出现过长达百年的和平。在《大外交》一书中，基辛格高度评价了当时奥地利代表梅涅特（Prince Klemens vonMetternich）与英国外相卡斯尔雷（Lord Castlereagh）的外交努力，使欧洲大国求同存异，并以中庸公正 的原则使平衡得以继续。然而政治的变化最终会破坏均衡，打破和平。二战以前，它表现在军事扩张上，但现今的世界已经不同了，战争的费用和代价都太高了，以至于清醒的国家领导人不会轻易动武。不过，就像我提到的那样，当合作冲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的时候，如何协调他们，使他们向良性发展，是对当今政治家的考验。” 四十分钟的采访结束时，基辛格几乎是慈祥地对我和我的同事们说：“看得出，你们做了大量的阅读和准备，谢谢你们。” “您下次什么时候来中国？” “很快，七月份一次，十一月还会再来。” “听说您一行接下来要去杭州，又可以吃到西湖醋鱼了。” “是啊，当年周恩来总理请我吃过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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