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丁

　　　 “除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我可能是最关心北京抗非典进展的中国公民之一。”绍兴籍小老板陆炳炎对笔者说。陆炳炎7年前就在北京注册了一家清洁公司，北京不少高楼的玻璃幕墙均由他所开办的公司组织“洗脸美容”。他特别希望京城的疫情能早一天消失。

　　　 今日浙商的主体是早年的农民。5月底，笔者特意选择了几处浙商集中的“特色村”探访得知，他们中的多数人眼见非典疫情已经有所控制，形势日趋明朗，已纷纷赶回各自的落脚城市。少数我所拜访到的浙商也正忙着返回“第二故乡”。

　　　 5月26日上午，走进李如全先生的家门，见主人正在网上发邮件。他笑着解释：“对方是我生意场上的下家（客户）。”

　　　 “都是被非典闹的，好好的生意被耽搁。”浙江上虞市的李老板在西安一处服装批零市场买下了十几间商铺，每年经他倒腾的各式服装大抵有500多万元的营销额。他说，西安是西北地区大宗日用商品的一个集散地，他的下家散布于内蒙古、甘肃、山西、河南等省区，最远的来自新疆克拉玛依。自4月中旬起，找他批服装的下家一日比一日少。硬撑到下旬，眼瞅着非典疫情来势汹汹，他只好于4月27日飞回浙江老家避险。

　　　 “其实非典疫情也没那么可怕，我多半也是被吓的。”他似乎有点后悔。

　　　 久经商海历练的李先生深知下家就是他的“利润之源”。回到老家，他一刻也没敢消停，不停地给生意伙伴发电子邮件或通电话。他认定，非典期间的感情沟通可不是仅仅为了互致问候、互道平安。“这个环节很重要，现在全靠这个办法尽量维系住好不容易才织就的商业经销网络”。

　　　 李老板不光关注着下家，还借助网络与各家服装商保持密切接触。他还天天在网上浏览西安的报纸，关注当地疫情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出台的各项救市政策；与“第二故乡”的浙江同业商会保持着联络……“活得比平日里做生意还忙！”他说。

　　　 绍兴漓渚是个花木之乡，早些年镇上数千农民靠种花种草致富。自掘到“第一桶金”后，他们开始走向全国，异地承包土地建设花圃，参股开办花木交易市场，逐渐形成覆盖多省区的花木种植、保鲜运输、批发销售的花木产业链，培育出了数百位花木老板。 S ARS病毒袭来，各地大型经贸活动骤减，节庆活动降温，宾馆会展业生意清淡，鲜花消费一时失去了这些大户的支撑，花木商人损失不小，一部分人只好回乡避瘟。笔者到漓渚走访时得知，本月初，该镇临时返乡的花木商人一度多达100多位。

　　　 对利润的追逐改变了商人的“生物钟”。这些平日里为追逐利润而奔波的商人们，难以消受非典带给他们的清闲。有位吴姓花商感叹：回家后立即进入了“健康观察”，天天与扑克相伴，靠筑“方城”打发时间，比关禁闭还难受。

　　　 “人是回乡了，可心却始终悬着。”吴本顺、吴本达是活跃于天津建筑市场的同胞兄弟，哥儿俩在津门当建筑业二包工头已有数年经历，掌管着由十几个三包工头拉起来的十数支施工队伍。“非典一来，尽管当地政府部门对施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保障措施，但我们哥儿俩挑头承建的几处建筑工程，还是出现了材料供应赶不上计划进度的情况，个别项目业主也借非典拖延工程款拨付。材料供不上，资金缺保障，民工工资到不了位，施工队伍人心波动，只能歇一阵子再说。可是，工期拖不起，增加费用不算，还得吃违约金，这让人心里憋得慌。”

　　　 哥儿俩这阵子每天盯着电视，眼见疫情有所减轻，他们打算6月初返回津门。这两天，他们正忙着联络手下的三包工头，要他们赶紧收拢各自的施工队伍。

　　　 一位“根据地”在北京的浙江小老板告诉我，仅北京一地，经商的浙江人不下10万人。虽说浙商们一般都在落脚城市组建有自己的同业商会，但平时少有活动与交往，不少同业浙商就连入会也毫无兴趣，更别指望在面临突然而至的危机时彼此照应与提携。本次非典来袭，许多城市的浙商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要依靠同业商会的力量共商对策，与所在城市的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接洽、沟通，尽可能减少在当地的利益损失。SARS病毒一发难，浙商们顿显群龙无首，纷纷作鸟兽散。

　　　 从浙商们的言谈得知，在许多城市，浙商都是当地国内投资的主体力量。他们担心，非典疫情过去后，现阶段仍以从事第三产业为主的浙江商人如何以整体的力量与所在城市的政府组织沟通对话，以谋求不打折扣地兑现各项救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