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范君 北京报道

　　“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一天到晚也忙不完。”7月3日，记者拨通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应急处理办公室杨维中主任的电话。

　　电话那头，杨维中的语速很快，采访不断被各种事务打断。杨一再强调：“关于SARS

　　后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决策和结果，一切还只是预计和方向。”

　　紧迫的工作氛围在整个卫生系统蔓延。卫生部一位负责宣传的官员说：“大部分领导在参加会议。虽然现在是SARS战役的胜利阶段，但他们工作仍然繁重。”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贺雄说：“目前，上至卫生部下至县市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对此，我们比记者还急。”

　　卫生部：即将颁布《信息公布条例》

　　SARS之后，变化悄然出现。

　　6月22日，北京正式摘掉SARS“帽子”的前两天，卫生部向各地卫生厅局通报了近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六大疫情。值得注意的是，公布的六大疫情概与SARS无关。

　　杨维中这样评价六大疫情公布：“其实每年都有类似的疫情出现。这却是卫生部第一次正式向全国紧急通报。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卫生系统在SARS之后，做出的非常改革。”

　　或许可以将“六大疫情公布”看作一场改革的开端。《传染病法》规定，疫情的公布需要授权。也就是说，卫生部发布消息需要中央政府授权，然后，卫生部再根据需要授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如果没有得到授权，就没有向公众公布消息的法律依据。换一个角度说，就必须对既成事实保密。

　　在狙击SARS的战役中，信息的透明和通畅一度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随后，越来越多来自政府内部和学术界的声音，提倡在疫情控制方面继续保持信息透明化。

　　杨维中是积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信息透明更有利于传染病的控制。“SARS之后，大家都感觉到需要更多开放，更多透明，让老百姓更多知道现在流行一些什么疾病。不管是局部也好，全国传染病情况也好，应该有一个定期公布的制度。我觉得这是公共卫生事业开始新发展的新起点。”

　　记者就“制度”问题致电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求证。几次申请后，卫生部新闻宣传处负责官员转达了高强的回答：

　　“问题提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正在建设和研讨中，过早说过多说都没有意义。卫生部随后陆续颁布的各项规定和措施将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高强说：“这次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比如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薄弱，疫情搜集和报告体系还不完善等等。目前，我们正在研讨制定《信息公布条例》，疫情的公布将制度化，卫生部也将进一步授权给省卫生厅发布疫情。信息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进步。”

　　这位负责传达的卫生部官员最后告诉记者：“领导说，我们肯定会给群众和媒体一个交待。”

　　疾控中心：应急转为长效

　　事实上，正在紧急运筹制度建设的不仅仅是卫生部一家。

　　6月末的一次会议上，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曾提出，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组建的联合工作小组，从机制上形成了统筹首都卫生资源，保证首都公共卫生信息畅通的功能。要把这种机制保留下去，积极研究由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机构向建立经常性长效机制的转变。

　　“由处理突发性事件的机构向建立经常性长效机制的转变，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杨维中说。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一位专家认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处理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从全球看，当前疾病流行模式有三种：一是营养不良和传统的传染病；二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多是经济发展后，与不良的个人生活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三是新型传染病，AIDS和SARS都属于这类传染病，多发生在经济发达的都市并形成全球传播。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三种疾病流行模式存在于不同地区甚或同一个地区，卫生服务需要量大，并且差异明显。

　　此种情况下，对应急处理体系的要求不仅仅是速度、效率，还有覆盖能力。

　　杨维中对记者透露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今年5月份，国家卫生部颁布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个条例就是各级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应急工作的指导政策。中国疾控中心的目标是贯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目前，杨维中正在组织拟定一个配套的、操作性更强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将条例的规定细化，并且制定出专业的技术方案。

　　杨透露的最重要信息是，国家将在卫生部门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上做一些调整。估计卫生部和CDC将建立专门的机构，增加专职人员来负责处理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工作。由于此前专职从事应急工作的人很少，SARS过后，政府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杨维中同时表示：“增加专职人员并不意味着机构膨胀。因为我们本来人就不多。经济社会需要协调发展，公共卫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健康是多么重要，增加一部分人很有必要。现在，从政府部门到机构管理者都很支持这个决定。

　　贺雄的思路与杨维中相似。“从我的角度讲，这时候宏观框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持疾控队伍的持续发展，如何改变我们原有的被动思维方式。”

　　“除此之外，软件的进步，必须辅以硬件的改善。”杨维中说。

　　有消息显示，目前中国疾控中心的新址正在建设中，地点是北京昌平区百善镇原卫生部预防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院内。新址建成后，分散在北京市区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所属11个研究所将在此处集中。

　　中心新址建设用地面积约55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5.2亿元。

　　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约6.35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6.3亿元。将主要加强我国对流行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病的监测和预防水平，提高防范生物生化恐怖活动能力。一位看到过沙盘的工作人员说：“绿化很好，看起来很漂亮。”

　　杨维中解释，疾控中心并非因为SARS专门建立。其迁址决策在半年前就做好了。新的疾控中心争取建成国际一流水平，扩大处理能力，提高应急反应速度。

　　记者同时获悉，中国卫通集团也参与了新址建设，并捐出价值350万的卫星通信设备及转发器资源，用于搭建覆盖全国的卫星远程医疗教育、培训平台，以及应急移动卫星通信系统。

　　“应急移动卫星通信系统”一端架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在地，另一端为可搬移卫星站，可随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理，可实现先进的双向视频、数据传输、现场图像传输、双向会议电视等功能。

　　“我们的疫情搜集和报告体系确实存在问题。相信硬件的改善会有所帮助。”杨维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