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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写作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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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5日02:32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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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吴珊
编者按 本报文化版10月22日刊登记者沙林的报道《隐私作家被当代女孩隐私吓着了》，在读者中引起反响。
作者安顿为她的新书《绝无禁忌》做了不同于4年前的《绝对隐私》的阅读导向。安顿曾经很得意于自己“女性新潮生活方式的展示者”的身份，但现在，她为当代女孩的绝对隐私深感忧虑，她警告试图选择这类生活方式的女孩们说，“她们必然后悔”。
这种转变，引来了读者一些评论，有的相当尖锐。有网友留言：“你可以又当开放的美女作家，又当卫道士，全凭你高层次的精神感受和愿望，而被你误导的女孩子们会那么自如地转变吗？”
多数读者在反馈意见中涉及了对隐私写作的看法和这种类型的写作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力问题。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一批专家学者，以期对风行经年的隐私写作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观照和反思。同时，也欢迎您发表意见和看法。
所谓“隐私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受到了读者和媒体的追捧以及来自文学评论界的多种认定。
《绝对隐私》一类的纪实作品层出不穷，从一开始的喧哗到现在的不温不火，其内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情感世界的真实？
在体验小说、伤痕文学、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等等话题都不再新鲜之后，作家或媒体如何把握对个体经验的文学或非文学再现，已经成为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为此，笔者采访了几位相关学者、文学评论家和作家。
衣向东（作家）：
我刚刚写完了一篇关于父亲的中篇小说，这种半自传性质的写作感觉独到，有强烈的个体生命体验。
但“口述实录”式的作品却是个特例，它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的范畴。文学作品应带给人美的享受，而不应以革命的姿态出现。隐私写作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往往是丑的展示。
作家在写作时必须有最起码的道德评判标准，要有自律，而一些隐私写作离性开放的标准走得很远。就像同样看到一起车祸，讲述者的语气、个人情感不可能不为事件添加色彩。
九丹（作家，以写作大胆著称，代表作有《女人床》等）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就体现在，我写的虽然是隐私，但却是在某一特定时期下大多数人都可能有的隐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给这个社会增加了一份阳光，也投下了一个阴影，写作必须触及他们的灵魂。
不要低估了少年人的判断力。美国人确实为上个世纪60年代的性开放付出了代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性观念开始向家庭回归。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拒斥这段社会自然发展阶段的理由。写作，就应该在特定的时代中触及人的灵魂，反映在这种变更时期小人物的哭泣和欢笑。
邱华栋（作家）：
隐私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日本“二战”后“私小说”等情色文学的兴盛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
隐私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就是一种心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安顿满足了转型期人们对他人情感的窥探欲和对自己的指认，对负面情绪是一种治疗和释放。同时，读者也会在这些生动的案例中明白，自己该走哪条路。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
隐私写作是一种文化的市场行为，是对读者窥私欲的满足。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作家必须对生活做出判断并选择立场。在非虚构类作品中，作者和每一个心灵对话时也必须对作品负责。
隐私写作放弃了文学的责任，作者的判断、对事物的把握是不存在的。她既充当了作者，又不愿承担作者的责任，实际上只是扮演了一个录音机的角色，是一种亚新闻写作。
生活永远大于观念，简单回到传统观念中去是自欺。价值只有在真诚的、痛苦的摸索中去寻找，别陷入词语的误区。传统观念的无力，并不代表着我们正身处于一个道德的荒原。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
“文革”时搞“清教徒运动”，但社会的性犯罪率并不低。现在已经不是道学先生的时代，性开放已经不是下流的、不能言说的事情，隐私文学也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相反，媒介对性的开放度，对成年人而言还远远不够。
现在的市民阶层强烈要求用文化产业扩张自己的生活空间，隐私文学的产生实际上是在还债。
人对隐私的探求是一种社会化生存的基本认知需要，在面对困惑时个体会很想知道：别人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怎样处理的？这种社会化的核对和指认打破了交流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隐私的报道也是媒介进步的标志。
传播学上有种防御论，越是深入地获知、思考和忧虑，就会在行为方式上越发理性。也曾经有调查结果显示，这方面的获知与行为成反比例关系。但是也必须在软硬件上对少年人有所保护。
至于隐私写作中相当敏感的性问题，西方社会的“回归”是尝试之后的升华，它付出了社会进步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大道不正”，前进的路必然是曲折的。我们不应该从整体上去遏制，而应该从结构上去补正。前车之鉴已经有了，我们就不能再犯低级错误，要从制度、文化、教育上尽量消解它的负面作用力。维生素吃多了还会有副作用，对于个人隐私，媒体处理得好正面作用是很大的，但对于并不普遍的东西必须有量上的控制。不能让人以为“一夜情”是一种时尚范式，给人以“媒介在鼓噪”的错觉。
而且，纪实作品把时间、地点隐晦处理，这就为捏造事实提供了可能，这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彭泗清（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
安顿采访到的情况，可以作为中国人的“一个”心理标本，但是不能作为全体中国人的心理标本。
安顿接触到的，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但是中国这么大，还可以有许许多多完全不同的真实。那些“新新人类”，只是一个“极端人类”，在“旧旧人类”中也有。丧失道德感的人自古就有，所以，他们并不是当代社会变迁后出现的新物种，不能作为当代人的代表。在几百年前的文学作品里，早就有这样的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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