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梓 实习生 李静睿 北京报道 “如果发达国家的政策，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发达国家的政策持续下去，那么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就会递增；如果这三个地区坚持实施强硬的农业重保护政策，在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和贫民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将逐渐地变成不发达国家的敌人。” 2003年9月29日，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朗润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内，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讲述着“9·11”之后世界的巨变，以及这种巨变后的中国。 虽然已经是华发满头，但他激情的演讲却仍然告诉我们，他的政治头脑依然是那样的年轻。这位已经74岁高龄的老者，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工党总理鲍勃·霍克。 霍克1947年加入澳大利亚工党，并于1973－1978年担任工党主席。1980年，他入选澳大利亚联邦国会。1983年2月，成为反对党领袖。1983年3月，他带领工党赢得大选的胜利，这种胜利连续了4次。 1989年1月，霍克访问韩国，提出了“汉城倡议”。他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问题。1989年11月6日－7日，ＡＰＥＣ首届部长会议于澳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宣布正式成立，霍克本人也因此被誉为“ＡＰＥＣ之父”。 对于霍克，我们并不陌生。他是中国申办奥运的坚定支持者，在有关环保、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中，也经常可以发现霍克的身影。 在精彩的演讲之后，霍克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21世纪》：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您积极参与了中国的教育、环保、奥运等各种活动中，能透露一下您为什么对中国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吗？ 霍克 我在1947年进入澳大利亚西部大学，那是我念的第一所大学，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那个年代，他们刚开始接收来自亚洲国家大学的学生。那时，我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在这所大学建立了一个国际俱乐部，以接收国际学生为目的。当我成为总理的时候，我更加确信，澳大利亚的经济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它取决于我与亚洲其它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当时，我们有60位来自亚洲的专家。 在做总理期间，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比与亚洲的其它任何国家的关系都要重要。我很幸运，在那个时期发现了我的前任所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们几乎一直奔忙于频繁的访问中，并且很快与中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两国关系的发展，很自然地对经济有着特别的影响。我个人对中国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21世纪》：您于1989年首倡ＡＰＥＣ，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如今看来，您对其发展如何评价，您认为中国在ＡＰＥＣ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霍克：ＡＰＥＣ建立主要是为了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前景变得更为乐观。此组织的两个重要目的是贸易自由化（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贸易促进（ｔｒａ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至于对其发展的评价，我认为它在贸易促进方面所做的实质性工作更多一些。 ＡＰＥ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体现在每年一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对促进贸易合作也有重要意义。 至于中国在ＡＰＥＣ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中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起初我建议成立ＡＰＥＣ组织的时候就明确强调，一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否则这一组织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亚太经合组织”。毋庸置疑，中国在这一组织中的作用只会越来越重要。 《21世纪》：日前在中国和澳洲之间，就有关创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进行会谈之后，中国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澳大利亚与澳方进行正式的谈判，他们是否已经取得了相关成就？如果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您认为它会有什么意义？ 霍克：我们需要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部进行两方面的谈判，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技术的流动等。它的准则是，任何谈判的成果都应该在本地区得到普遍的适用。 但是，这次谈判是一个个案，并不是我所能判断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战略。与谈判形成对照 我认为在亚太地区的讨论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比如布什总统应该削减农业保护，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已经提上了会谈议程，因为这个问题对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21世纪》：Ｇ7会议后，七国联合对人民币升值施压。之后，日元、韩元、港元兑美元汇率飚升，您如何评价人民币升值与否的作用和国际反应？ 霍克：这个问题很有趣，事实上我刚刚和林毅夫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国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应当由中国自己决定，别的国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最后拿主意的应该是中国人自己。 我想指出的是，国际上一些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有其背后的政治考虑的。比如许多人鼓吹，如果人民币不升值，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就将受到沉重打击。有趣的是，至于西方国家制造业失业状况和中国竞争力增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人能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中国采取目前的汇率政策，我相信是有其自身道理的。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银行系统问题，而银行系统和中国众多的国有企业又是紧密相关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因此浮动汇率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而其带来的连锁效应甚至是我们无法预见的。所以，我想说，那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厂商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调整人民币币值才能使其国际竞争力下降呢？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您曾经连续八年担任澳大利亚的总理，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您认为，一个领导者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是什么？ 霍克：我们来讨论一下领导者的素质问题。首先，我认为具备听的素质很重要。对于领导者来说，首先要学会听。每个人对相关的问题都会有个人的见解，因此我会听取他们每个人的意见。作为领导，我也有机会分配给他们职务，我认为学会倾听是很重要的。 第二，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需要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我本人很幸运能够独立地处理事务。我认为，对于那些有重要意义的事，必须引起重视，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必须对整体的福利给予关注。 第三，我要指出的是，领导的素质是关于如何领导的素质。我所说的素质，你要学会听，你要有支配能力，最后，如果你认为你的立场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是正确的。如果你认为你的职位是正确的，你就接受它。 （北京大学孙铮对本文亦有贡献） 社评 改革行政区划 刷新地方治理 如何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既让中央有足够的协调能力来维护统一性，又让地方以相当的自主性来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改变地方政治逐渐消沉的趋势，乃是数千年来困扰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难题。当代中国欲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如何重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中央已经试图在行政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框架下刷新地方治理。 《瞭望》杂志6月下旬发表专家文章指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大问题在于改革行政区划体制，适当缩小现行省级政区面积，增加省级政区数量和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减少地方政府层级，由现行的省、市、县、乡四级结构恢复为宪法规定的三级结构，由省直接管理市县。并且指出，应继续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体制，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近日，亦有媒体披露拟议中的行政区划改革方案，指可能增设直辖市的数量；直辖市将分中央直辖和省辖两种，同时拟增设副省级直辖市。 如果近期启动这一增加省级政区数量、简化政府层级的改革，或者在即将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认这一改革目标，将意味着中央治道的一次重大变迁。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受党与国家从中央到乡村侧重逐级垂直管理的传统治理体制影响颇深，例如为便于中央对省级政权的管理，省级政区数量相对较少；而省级政权为了加强对数目众多的县乡政权的垂直管理，设置地区行署作为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并于近年逐渐实化为地级市的行政建制。这种四级结构应对变化迅捷的市场社会已经相当笨拙，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很难适应“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要求。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高效治理，就必须充分培育地方独立治理的能力，同时在新格局之下建构新的中央协调统一机制。 这一增一减的变革所欲达到的正是这一目标，此后国家治理必然会更多信任和依赖地方治理，这其实也是市场改革之后地方自主性逐渐增强的逻辑发展。不过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各地之间的政策环境也不尽公平，其选择也不尽一致，等等。中央政府在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促进地方治理与协调中央地方关系之间如何平衡？今年春夏ＳＡＲＳ肆虐期间部分地区各自出台一些具体措施的局面提示我们，既然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动员能力不可缺少，地方基于自身诉求有所处分一般也有其合理性，真正的难题就在于如何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化，以避免社会整合可能无效的困境。 这有赖于立法者的审慎和智慧。地方政府除了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之外，有没有可能利用组织、程序和规则等制度化渠道来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因此立法者智慧最重要的体现恐怕还在于设立一整套有关共同决定以及申诉、抗辩的公正而合理的立法和行政程序，以此来维护国家稳定和统一（地方治理的改进因此无损于中央的整合能力），奠定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 在程序建设之外，中央重理中央地方关系、提升国家治理效率的努力要想开花结果，还必须以地方治理的改进为前提和基础。没有地方治理的变革积累，根本就谈不上全国性的变动，即使变也很有可能面临协调成本过大的局面。以地方治理的改进来推进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可以兼顾社会整合和社会转型，堪为最稳健的进路。而要改进地方治理，如胡锦涛9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说，应该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改进地方治理，首先就要完善地方选举程序，使地方居民的要求通过选举得到表明，使地方能够不断产生政策革新，并使这种地方民意反映到中央决策中去。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监督机制和工作程序，在压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规模的同时提高地方人民代表的素质，以便为良好的地方治理积累资源条件。增加直辖市的改革或许可以在改进地方治理方面找到更大的意义，那就是，目前的中国大城市最具有健全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比较具有民主化的条件，所以最宜成为地方治理和居民自治的示范。 转自搜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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