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

　　做事一定要走极端，做人还是中庸一点好。

　　---------田长霖

　　【引子】：

　　是一个女的，带了两把刀，来杀我。三年内我遭遇了两次暗杀事件；

　　我天天都去冲天花板，冲得头破血流，所以我的额骨头上没有皱纹；

　　克林顿总统在旁边，我和朱容基（字）总理说中文对他可能是件不礼貌的事情。

　　小标题：美国加州大学失去一位卓越的校长

　　“捍卫平权法”的口号声，响撤（行旁）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一九九八年四月二日上午，一千六百名愤怒的师生集结在学校行政大楼前的史普罗广场，抗议学校在录取新生中减少少数族裔的行径。印第安裔学生高举的标语牌上写着“First our Iand,nowour education”(昨天你们夺取我们的土地，今天你们削夺我们的教育权利)。各种肤色的师生然后走出校门，上街示威游行，一度占领南校门口的班克罗菲大道。

　　田长霖：校董会那个时候通过了取消平权政策，1994年、95年，那个时候我跟他们争论很久，虽然我的工作可能要校董会来取决，但是我觉得基本立场如果我不同意的话我要尽量去争辩。

　　素有“智慧金字塔”、“科学摇蓝”和“沉思之地”的柏克利加州大学，早在六十年代就是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的策源地。自一九九五年七月加州大学校董事会不顾校长田长霖的强烈反对，投票通过取消平权政策后，柏克利加州大学再度风云激荡。

　　田长霖：很多人说要表示对平权政策取消的不满，你可以辞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应该辞职，如果我辞职了的话，学校可能会进入更困难的一个阶段。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四日，加州大学校董召开例会。各族裔学生在校园示威，要求校董推翻原来的决议，并要求校长田长霖宣布不要按照校董会的决议执行校务。田长霖对学生说，倘若循章办事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将辞职。

　　田长霖：我想我应该再坚持一下，虽然跟校董会的意见，州长的意见不同，但是我还是一定要继续不断地为多元化而努力，甚至于在他们取消平权政策之后的情况之下，还要继续进行多元化的努力。所以我做了许多测试，那个时候虽然平权政策取消，做了许多其它地测试，可以继续不断地加强校园的多元化。所以过了两年之后，我的许多测试已经上了轨道之后，我认为那个时候我应该辞职。两年之后我们进行得非常好，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长都到加州大学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样板，怎么样推行多元化，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可以辞职下来了。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上午十一时，柏克利加州大学全体副校长、各院院长五十多人，肃立在校长办公大楼会议室。美联社及各大媒体记者也闻讯赶来。面带笑容的田长霖牵着妻子刘棣华的手，以委婉的语气宣读了辞职声明。

　　田长霖：七年前成为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对身负逃难移民背景的我来说是一个梦，这七年我一直在竭尽全力帮助不同族裔的人实现着梦想。辞职主要是，一方面已经做了7年了，因为做长了之后，自然不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应该有年轻人，或者其他的人继续做这个领导工作。另外，因为学校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地时机。再就是为我今年正好60岁，恐怕也应该换一个不同的挑战来面对，而且可以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做，去工作。第四个当然是家庭的原因，因为很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跟我的家庭，尤其我们也有了孙子孙女，所以对我们来说希望能够给他们多一点时间，这是主要的原因。

　　时任加州州长的威尔逊在病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拨通了田长霖的电话。

　　田长霖：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虽然我跟校董会争执得非常厉害，跟州长意见完全不同，争执的非常厉害，但是基本上对我都是非常之好，除了在不同的政治立场，看法不同之外，包括州长，州长对我一直非常支持。在这一个平权法案方面我们是采取不同的立场，结果他听说我要辞职，他在医院里面喉咙开刀，声带开刀，所以他话都不能讲，结果他在病床上打电话给我，要求我，他说绝对不要辞职，他说我一直都是最支持你，虽然我们在平权法案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是一个好的校长，我以州长的立场要求你，请求你不要辞职。他讲话都讲不出来，讲不清楚，因为刚刚声带开了刀，但是我还是跟他讲解并不是因为平权法案一个事情我辞职，而是因为其它的许多事情。

　　田长霖辞职的消息，震撼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身为第一位一流研究大学领导的华人，田长霖对于做事的兴趣“远大于争取上头条新闻”。损失了这位学术界的领袖、学生的良师，与对加州未来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界领袖，是加大是“重大挫折”。

　　《旧金山观察报》以“一位伟大校长的辞职”为题发表社论，赞许田长霖“杰出而有勇气”，是“明星级的杰出校长”。社论认为，倘若加大校董会过分政治化，可能危及世界顶尖学府的未来，“我们将不只是失去一位伟大的校长，可能将会失去一所伟大的学府“。

　　小标题：多元而卓越

　　一九九O年七月，田长霖从258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接掌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第七任校长，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华人校长。

　　就职典礼同期：田长霖：我发誓，要爱校园的每个角落，对学校进行加强和扩展。

　　加州大学校董会在任命田长霖为校长时对新闻界说，田长霖教授在整个加州大学，均备受尊敬、赞美和爱戴。他的性格、精神和对伯克利校园的贡献，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吉兆。

　　田长霖：比如说现在的新任的的商业部长劳米.美拉塔，我当校长的时候，她是众议员，是美国众议院的众议员。她那时候发表一个谈话，她说这是亚裔，在美国非常最最重要的一天，最最伟大的一天。有一个华人来担任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校长，来教育美国其他的年轻人，她说这个意义非常非常之大。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做科研的，希望能够花很多时间做科研，而且不合适做许多行政工作，但是我另外又觉得我非要做行政工作，一定要打入美国的主流，一定要为华裔冲破这个玻璃天花板。

　　田长霖在美国实践了他“多元而卓越”（Excellence Through Diversity ）的理想。在很多人眼里，他是卓越、希望、同情、和正直的象徵，田长霖在其任期内，为柏克利加州大学筹到七亿八千万美元，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创下这个学校成立一百二十年来的最高记录。全美大学排位哈佛（私立大学）第一，加州大学（公立大学）第一。

　　田长霖：他们对我们的印象非常之好，而且甚至于校董会就是说我们就要找华裔，尤其像田校长这样一类人，做其它的我们学校的校长，他说这样的话，学校才能够马上可以看到效果，果真不出几年之后，我们在另外一个校区的校长，就是杨祖佑校长，他几乎跟我的背景很相像，他现在也做得非常的成功，他在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做校长，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大学都有华裔或者亚裔的校长。

　　柏克利加州大学是全美自由风气最盛、最不易治理的学校。田长霖上任的时候，正值联邦政府、州政府对学校的预算大幅度削减之下，面临教授提前退休、学费上涨、保持一流教学品质与学校排名顺序的各项挑战。田长霖当校长，在当时这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现实。

　　田长霖：我发现现在这个世界的趋势是多元化、国际化。我们一定要用一自己的文化去对应该。，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在某种情况之下，我要用东方的文化传统理念去处理事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用西方的文化传统理念去处置。比如说在我的工作方面，行政工作方面，我是完全要向西方，要这个好像很这个坦率，要这个决断，要好像透明化。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在行政工作时候，我一定要西方文化的手段。但是对人处事对我的同事，对我的老师，对我的学生都要用一种东方的文化传统，一种有人性的去看待，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百战百胜。

　　所以我说你在跟美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完全像美国人，打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打入美国的社会环境，但是我说你跟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是龙的传人，而且你要想到，我可以跟中国的文化完全配合在一起，我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有一个自信心，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反而更能成功。

　　小标题：戏剧性的暗杀事件

　　田长霖就职后，极力倡议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化国际学院，他积极推行平权政策，也就是在伯克利加大营造出一个没有地域、没有国界，更没有歧视的世界。分数之前人人平等的入学方式，开放了的暑假假日研习进修班，不同种族的学生在加大中等学校、初级学校，，都能享受伯克利加大雄厚的知识资产等措施的实施。使校园内第一次没有了绝对多数的族群。伯克利加大的学生39％是白人，31％是亚洲人，30％是其他族裔，。这使得田长霖面临来自白人社会多方的压力，甚至招来了杀身之祸。

　　田长霖：第一天学校校董会宣布，我会做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当时几个小时之后，就收到一些恐怖的电话，还有一个信件，就是说怎么可能由一个华裔做我们美国最重要大学的校长，他说他要来杀我。当然会紧张，同时，警察局也通知我们，叫我们特别小心，他们也会马上保护我们。大概过了一天之后，他们又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逮捕了这一位恐吓的人，他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也可能是一个种族的激烈分子。

　　在田长霖就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三年以后，他争取到了整个社会的支持，平权政策才得以全面实施。而那个时候，州长、校董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田长霖再一次感受到有一股持续的压力，挤压在他的周围。

　　田长霖：过了三年之后，我们又遭遇到一个暗杀事件，那个更恐怖一点，因为在我们的主卧房，结果那个刺客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白人，她要来杀我们，结果是被警卫在我们的主卧房，她被击毙。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惊慌的情况，我想这种情况都代表美国社会的一个变迁。因为一个非主流的人担任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共识的情况之下，难免会有少数的激烈分子，或者是偏激的人，他会采取许多非常不恰当的手段。

　　那个时候完全计划了很多个月，因为我们的校长警卫也非常严密，比如说我们的窗子全部都是不可能打碎的，身子于枪弹都打不进来的窗子，还有很多警铃。但是因为他策划了很久，大概有半年的功夫，而且在真正进入我们的校长馆舍之前，他在伯克利的一块荒地上面还给我做了一个田长霖之墓，他把坟墓都给我搭好了。我们那个时候认为这是一个开玩笑的事件，没有特别注意。

　　但是我想他们在计划，甚至于整个校长官舍里面的安排，什么房间，在第几层，因为官舍比较大。然后她找到了一个窗户，地下室有一个玻璃窗不是防弹玻璃，所以他就用一个火炬把它熔化，然后开了一个洞，从洞里面爬进来，带了两把刀，一个镰刀，一个猎刀，因为它是一个激烈分子，警察局都有案底，不能够带手枪，或者步枪，或者自动步枪的武器，她不能带，但是带刀的话没有办法禁止，所以她就带了两把刀进来。在我们的馆舍收拾了差不多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正巧我们不是睡在主卧房，我们睡在一个宾房，因为宾房稍微小一点，觉得好像对我们来说比较更适合一点。但是她以为校长夫妇一定睡在主卧房，主卧房很大，所以她就到主卧房里面搜索我们。我们还听到，我们在宾房，就在隔壁，听到很多搜索的声音，结果她没有搜索到我们，她还打电话出去，告诉她的合谋的一些人，她用英文讲，几乎就像过去孙中山遗嘱上面讲，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尚需努力，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她打一个电话，她打的是一个到旧金山的长途电话，电话局都有档案，后来我了解到这一个情况，不过很幸运的是，我太太在通往屋顶的阁楼上触动了警铃，我们的警卫就把她包围起来，她要刺杀警卫的时候，结果被警卫用四枪把他击毙，击毙在我们的主卧房的旁边的一个洗手间。

　　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官舍，听到四声 “嘭嘭嘭嘭” 的枪声，我就给我太太说她大概被打了，同时，那时候外面已经有很多电视的新闻网，就是CNN，国际上的电视都已经出来了，就来问我，到底你觉得经过怎么样，我那时候还很镇静，我说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事情总是会有的，我的身体没有受到一点什么伤害，而且希望全校师生都不要担忧。所以那时候我的主要的幕僚人员都说你今天一定要休息，你在一种恐怖环境中好多个小时，你恐怕好像心魂还不定。我说不行，我说整个的校园、学生、老师、职员都已经知道我可能被谋杀掉了，我说我现在一定要到每一个教室，每一个饭厅，告诉每一个人说，我还很好，都没有事情，要安定校园的情绪。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学生看到我在教室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欢呼拍掌，觉得校长安全地脱险出来。我想这个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慌，现在回想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非主流的，担任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还没有完全得到社会共识的情况之下，难免会有少数的激烈分子，或者偏激的人，他会采取很多不恰当的手段。

　　发生这件事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就是说我一定要克服许多的不公平的现象，越是有这现象产生的话，越使我更坚强起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一直推行平权政策，多元化以及提出为少数民族谋福利的原动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美国不断地为全世界，尤其是为他们自己制造梦的时候，清醒的人们不禁要对此提出疑问。也许这个梦代表着平等、自由、财富和白手成家的希冀，或许还有更多美好的人生内容。然而，现实毕竟没有梦想来得轻松。当田长霖为取得学位而一天苦读18个小时，为了节约几毛钱而天天吃白米饭，改善伙食的时候也只是加一点豆腐乳。即使他幸运地当了伯克利加大的校长后，也有种种因为种族、资历而造成的障碍及危险。

　　障碍是那一块无形的“玻璃天花板”，而发生在校长住宅里的暗杀事件则是危险的代表，后来有人把这一段写成了书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暗杀事件，也许，只差那么一小步，这种幽默而调侃的语气就将变成沉痛和哀悼了。

　　小标题：冲破玻璃天花板

　　一九九六年七月，在美国教育界声望卓著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田长霖宣布辞去校长职务，外界盛传他下一步是走向克林顿政府，进军白宫，最有可能出任的职务是能源部长或教育部长。早在几个月前，华盛顿就有人与他联络，这些人包括克林顿总统的朋友。他在白宫的力邀下参加了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显然受到白宫的重视。刚宣布辞职消息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戈尔的一名重要顾问在两天后告诉他说，克林顿总统希望你到白宫做事，其实如果戈尔当总统，我们也一定会要你去的。

　　田长霖：玻璃天花板，为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呢？就是说你抬头看的话，就是要往上冲的话，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一个阻挡，就因为是透明的，但是你知道冲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冲不上去，就会头撞击破血流。就是有一个无法的阻挡，这是在美国已经是大家很普遍的比如说在美国的公司做的话，很多工程的科研的公司，下层的很多都是亚裔。一多升到经理，或者是主管方面亚裔就很少了，而正确升到第一把手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大可能的事。

　　这个时候有些经常有机会接近总统、在政府部门担任高级顾问的人士，也曾以半官方的方式试探田长霖：“这个职务你有没有可能担任，你会不会完全拒绝……”，“什么职务你比较喜欢，例如……”等等。

　　田长霖：有很多人说我看起来好像蛮年轻，尤其是额头上没有皱纹，我有的时候就幽默的说，因为我天天去冲天花板，冲得头破血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额头，这块是死掉的肌肉，所以不可能有皱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其实是冲了很多天花板，比如说我做系主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美国最最重要的大学里面，很少有华裔的系主任，后来我做副校长的时候，也可以是全美第一个亚裔或者华裔做美国很重要的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从副校长，变成常务副校长，后来又变成校长。每一次都是冲破一个天花板，而且在冲破的时候，常常其实比如说人家说我很顺利，其实我被他们打下来不知道多少次。

　　但就在正式宣布任命的前几天，《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莫须有地指控田长霖可能在担任伯克利校长期间对美国不忠。文章暗示印尼力宝集团总裁李白曾经向伯克利大学捐款１０万美元，而李氏家族的三个成员顺利地被伯克利录取。加州伯克利大学中确实有李氏家族的两个成员，但其中一名入学后补交了成绩单，成绩与学校要求相符。另一名条件不符，被学校拒绝。田长霖按照惯例，将李氏家族成员的入学申请交给学校的一个审查委员会处理。尽管这样，这件事件仍被炒得沸沸扬扬。美国主流媒体纷纷跟进，连篇累牍加以报道。一时间，似乎美国政界和学术机构已经陷入了被外国团体收买的重重危机之中。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能够对如此严重的舆论指控置之不理。几天后，白宫方面传出消息，暗示提名田长霖为能源部长的时机不对。田长霖辉煌的仕途就此画上了句号。

　　田长霖：大家都知道我睡觉的时间普遍都是很短，普遍都有四个钟点，五个钟点吧，日夜不断的工作，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做的不好的话，可能我就断送了华裔在整个美国，在高等教育界发展的情况，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话，可以说就冲破一个天花板，

　　田长霖冲破了美国教育界一直以来笼罩在亚裔头顶的玻璃天花板，在他连任两届伯克利加大校长期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界一直以来对亚裔族群的成见，但是田长霖却在美国政坛上中箭落马。华裔对美国的忠诚一再受到怀疑，这本身令人感到厌倦，这是华裔的政敌在关键时刻的一个杀手锏。田长霖没有直接对美国形式上的平等民主自由进行驳斥，但通过他在治理伯克利加大校园的一系列努力中，我们可以领会他提出“多元而卓越”这一方针的良苦用心。他在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候宣布辞职，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瞄准克林顿政府，华裔社区也为此作出了许多努力。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因为种族不同而又让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今天的田长霖或许已为全球华人的梦想添上了更多的光环。有人说田长霖是那种头脑非常聪明，富有理想又懂得如何实现理想的人，非常难得，现在这样太可惜了。。

　　田长霖：甚至于我不做校长之后，我加入美国很多世界级的公司，比如是雪莱石油公司，还有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银行，叫富国银行，我加入做他们的董事的时候，也是有史以来，从来每个一个亚裔或者华裔当做世界级美国的一个公司的董事。我想这很多很多这一类的情况，但是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冲破。

　　1998年3月应香港特首董建华的邀请，田长霖出任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董建华与田长霖友谊深厚，赞扬他有远见、有热诚，为香港的创新科技建立基础。他说，田教授领导委员会制订策略，为推动香港加强应用创新科技奠下良好基础。他成功争取社会人士认同，以创新科技来推动香港的经济转型。半年后，因身体原因田长霖回到美国，担任柏克利加大 NEC荣誉讲座教授，做学术访问休假。在全美各知名大学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巡回演讲，并前往香港、北京等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再后来，克林顿提名田长霖任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美国亚洲基金会主席。回头看他说，之所以取得的一些成就，是得益于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融为一体的机会。

　　田长霖：我想尤其现代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社会现在都向全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当然，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他们更需要现代化，但对于先进国家，则更需要全球化和国际化。总的来说，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着全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人们常说的“地球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认为今后训练、教育年轻人的话，很重要就是多元化。所以我认为没有多元化就不可能达到卓越的程度。我在美国的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提出一个新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卓越，还要多元化，要并行。因为过去很多人谈的话，高等教育好像钻象牙塔、牛角尖，主要就是学术要卓越，我那时候提出学术卓越还不够，因为整个的社会现在变得很多元化，一定要卓越并多元，现在已经变成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小标题：矫正中国口音

　　（同期）：田长霖：这是我孙女凯莉。哥哥呢？凯莉不好意思了。

　　田长霖： 在家里我们都讲普通话，所以我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不担忧我用普通话，中文讲的话好像怕不好。有一次，朱总理来访问白宫的时候，正好克林顿总统也邀请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桌，跟克林顿总统坐在一起。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跟朱总统用中文讲话。但是用中文交谈了一下之后，转过头我发现克林顿在看着我们，我想，克林顿总统在旁边，这可能是件不礼貌的事情，我就跟克林顿讲，我说总统希望你了解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用普通话，交谈觉得更亲切，更深入，所以我就用普通话。

　　美联社发表的一篇特写中这样称田长霖——一个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的小个子。田长霖因为是个不害羞的Cal拥护者而在校园内名声显赫，他是拉拉队的头儿，在柏克利进行的比赛和集会中，总能听见他用带有中文口音的英语高喊“Go Bears”，虽然他已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的“独特”的口音却经常出现在各类会议和演讲中。

　　田长霖：我做校长的时候，大家已经就觉得我的中国口音太重，尤其是还有湖北口音，口音很重。当然他们不知道中国口音、湖北口音之间的区别，但是总觉得这个口音不好。但是我做了一年之后，一个很好的校友，很有钱的校长，他来跟我进，非常好意的跟我讲，他说田校长你实在做得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拥护、爱护你，但是你的中国口音实在是太重，而且这是你的一个缺点。他说我知道好莱坞有这些口音矫正专家，贵得不得了，都是电影明星，或者什么大的财阀要改正他们口音的时候就去找他们，他说我愿意出钱，虽然很贵，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最好地专家可以把你的口音改一改，把你的中国口音改掉。

　　然后他还跟我说，很滑稽，他说如果你要是希望的话，我还可以请那个人把欧洲口音加一点进去，这样你听起来不更好一点。我那个时候和他争执，我就说这个我知道，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非常支持我的，完全处于一个好心，但是是一个偏见，虽然我就说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接受他呢，就果真去改我的口音呢，而且他说免费，他全部花很多钱为我做，但是或者我就维持我的口音。

　　后来过了一个月，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的好意我实在很接受，但是我很忙，也没有时间去改口音。第二方面，我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口音也不是很坏的事情，我很婉转地告诉他，结果他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讲。

　　过了五年之后，他又来跟我讲，他忘记他从前要改我口音，他说田校长，你这个口音真好啊，真漂亮，每次你老远讲话，我们就晓得一定是你，因为你有一个很奇特的口音，就像基辛格有德国口音是一样的，他说你实在太好了，口音是你的语音识别标识，每个人都说有你的口音是一个特色，这很奇怪。你看，现在我的中国口音变成我的一个优点了，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了。所以我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缺点不要把它认为就一定是缺点，缺点可能是有一定偏见的看法，有一些人和社会的共同的这种看法，你要把它怎么样一下转换，可能你的缺点就变成你的优点了。

　　小标题：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

　　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中国的武汉，原籍为湖北省黄陂县人。父亲田永谦给这个在家里排行第六的男孩，取名田长霖，喻意为天降甘霖。然而，战乱加上逃难成了田长霖难以摆脱的童年噩梦。

　　田长霖：我武汉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幼稚园，4岁的时候上幼稚园。第一个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唱歌是唱日本歌。所以我现在只记得那个日本歌记得很熟。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已经侵略中国，1930年代末期，所以就占据了武汉，武汉之后，就每一个学校，每天开始上课之前都要唱日本歌，都要聚会在一起，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深，但是我那个时候父亲家里面一定要逃，要离开这种环境。

　　1938年夏天，日本军队攻打武汉，田家被迫舍丢弃家产，举家逃难。一年后，一家人在上海团聚，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田永谦出任上海财政局局长并兼市银行行长。

　　田长霖；我父亲在上海掌管财政金融，所以他有汽车，他有好几部汽车，所以我们上学都是汽车。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特殊化，所以我有时候我就跟驾驶的先跟他说，我说你把它停得远一点，不要停在学校门口，你停到学校还有二三条街的地方，然后我们自己再走到学校去，所以我希望尽可能不要坐着汽车上学。

　　结果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英文老师他突然说，你们知不知道上海的整个财政金融负责人是谁，就是田长霖的爸爸，我在班上听着老师说，我无地自容，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像每一个同学一样，不要把自己变成特殊化，所以这个对我印象也很深。

　　田长霖就读的学校是位于上海襄阳南路的位育学校，这是一所不挂校牌、不公开招生的学校。在一九四零年代，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却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中国教育史上独领风骚的改革。中国的初级教育自一九二二年起，采用初中、高中各三年的学制。语文、数学和外语采用的都是循序渐进的直线编排，而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等学科则按圆周编排。由于教学内容重复，浪费了老师和学生的不少时间。位育学校决定施行五年一贯制，在选聘优秀教师的同时，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掌握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

　　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是田长霖这个时候的同班同学。这位长期从事粒子加速器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到现在还记得，田长霖调皮捣蛋，在课堂里用铅笔戳他的经历。还记得他数学成绩特别好。

　　后来田长霖全家迁往台湾，原本生活富裕的田家，开始陷入窘境，一家十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睡觉都需要轮换。

　　田长霖；所以有晚上我半夜里醒来，看到我父亲坐在那里，我说父亲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不睡觉，你累得不得了是应该睡觉。他就说我睡不着。我说怎么会睡不着呢，我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十几岁了，我说我哥哥，我弟弟我们都年纪这么大，我们都可以卖包子或者是卖菜做苦力，我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的生活都是没有问题的，结果父亲就跟我讲，他说他不是担心我们没有菜吃，没有菜吃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要的，他说最重要的我担心的是你们的教育，我怎么办，我怎么送你们每个人去大学、中学小学，而且要最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果我不能够使你们得到最好的教育，我一生就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

　　在田长霖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母亲李润棣终日操持家务，田长霖和三个兄弟在课余兼任家庭教师来补贴家用。终生清廉自守的田永谦没有给子女留下遗产，但一句“教育与为人最为重要”的嘱咐却让他们终身受用无穷。

　　一九五六年九月，就是这个后来被人说成是集能力、精力、魅力与一身的田长霖，，口袋里揣着借来的300百块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来到美国求学。

　　田长霖：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西雅图，就是在美国的西北角。结果我的同班同学好多都在一家飞机上包机，那时候我们做了30几个钟点的飞机，而且沿途停了好多站。下了飞机之后，我的同学坐飞机转往别的地方，但是我没有钱，用生硬的英语打听灰狗巴士站的地点。我就坐巴士，从西雅图一直坐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要坐70几个钟点。等到到了路易斯维的时候，可以想象得到，路几乎都不能走了。

　　七十多个小时的路途让田长霖感到的只有漫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趟漫长的求学之路将会耗去自己半个世纪的的生命。

　　田长霖：我下巴士的时候，又发现路易斯维黑白分明，我正好那个时候想去厕所，但一看上面写着“只准白人进去”，我开头进去要去一个厕所，就是“只准白人进去”结果看旁边还有一个很破破烂烂的角落上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有色人种多那边去，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是到有色人种呢，还是去这个白人，只有白人可以去的，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等。

　　但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就是说一定要去厕所了。我才问一个人，我说到底我应该去那边，那个人还很好，他说你是来访问了，刚刚第一天到美国，你可以到那个白人的。但虽然我是去那个白人的地方，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我是黄人，我是有色人种，我为什么要遭到不同的待遇，所以这些都是给我后来有很多的印象。

　　34年前，没有人会想到那位曾经在公共厕所外面徘徊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那时候田长霖靠几十块钱的奖学金，维持全部的生活和学习所需，他用了短短20个月的时间，得到了路易斯维大学的工程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个硕士和博士学位，创造的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田长霖：其实第一年开始的时候，连80块都没有，只有55块，第二年我拿了80块。55块钱的美金，要包括你的住房，包括你的吃饭，所以我们吃饭都要到最最便宜的地方吃饭，住房一定要到最最便宜的住房。所以我第一年吃饭的地方，连学校的公共食堂我都不能去，还是太贵，我每次都要走半个钟点，到黑人区，到最贫困的贫民区，因为它那个饭比较便宜，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去省钱。住的地方，我记得，第二年我找到一个残废人，和他住在一起，因为和残废人住在一起的话，租金很低。很多人不愿意跟残废人住在一起，尤其是跟残废人共一个厨房，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最好，我只要钱少。因为我那时候还要付一部分钱回家里面给我的母亲，而且还要做很多其它的工作。所以那时候真正领略到怎么样能够节约，怎么样能够节省才行。

　　身高一米六四的田长霖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篮球选手，为此他经常拿自己的身高来开玩笑。他说他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是打NBA，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只是我的个子却从来不曾向上发展过。

　　田长霖：第一年到美国来的时候，1956年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教授叫我小个子中国佬，这是非常侮辱性的一个名词，天天他都这样叫我，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每天都叫我中国佬，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名字，但是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是侮辱性的名词，我以为这还是因为我从中国来，所以他叫我中国佬，好像还蛮亲热的。结果过了两个月之后，有朋友告诉我说，说这是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很大的一个名词，你绝对不能接受，这是对你的人格、尊严都有所损害。那个时候我听了以后，我就有很多心理的挣扎。这是我可以说第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我那个时候想，如果我跟我的教授去争辩的时候，他可以把我的奖学金就取消掉了，因为我是跟那个教授做工作的。他如果取消掉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在美国被驱逐出境，我可能一生都完了，整个的想法都没有了。但是我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这个人的人性的基本的尊严，也不能够好像就这样随便的就让它过去。

　　这件事儿田长霖至今都很少向人提起，他当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痛，他依旧白天上课，而晚上则整宿整宿地徘徊在闪烁的系霓虹灯下，他无法平静，一个21岁的年轻人第一次失眠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八个小时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睡觉。

　　田长霖：因为没有睡觉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勇气，我就去跟他讲了，我说绝对不能再叫我中国佬，它很有侮辱性，他说那我应该叫你什么，我说你可以叫我长，叫我霖，或者叫长霖都可以。他说我怎么可以记住你们中国人这么怪异的名字，他的那个表情都是很侮辱性的，但我那时候也很气，这是一个美国老教授，我说不管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不管你怎么叫，但是你惟一的一点我要坚持的，就是你不能再叫我中国佬，这是一个侮辱性的名字。

　　21岁的田长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接下来10个多月的相处中，那位教授再也没有叫过中国佬，但也没有叫过田长霖的名字。

　　田长霖：因为他也好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他觉得他不愿意撤退到叫一个华裔人的名字，所以他名词都叫我come on、年轻人，或者是怎么样，就用其他的呼唤我，这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不要担忧你的这个好像是不是因为维持一个很重要的尊严，或者很重要的一个立场，而担忧你整个的事件，好像会产生对你不良的影响，结果那个教授以后对我反而很尊敬。

　　一九五九年，博士毕业后，田长霖来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程学系任教，后来当了这个系研究所的副所长。一九八八年，他成为欧文加州大学副校长，两年后，回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当了校长。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田长霖当选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田长霖博士曾获30多项重要奖励，其中有传热界最高荣誉AIChE-ASME MAX JAKOB纪念奖(1981)，ASME传热学科学奖(1974)，AIAA热物理奖(1977)，美国国家科学院金质奖(1991)，以及德国、日本有关学会的多项大奖。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76)，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家学会授予他最优秀的中国学者(1989)。

　　田长霖教授是国际传热学界权威学者，长期以来在热辐射、热传导、低温技术、热管理论、两相流及反应堆传热、多孔介质热交换、太阳能利用、航天热控制、光电器传热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许多创新的成就，对美国航天飞机表面隔热层作出了极大贡献，解决了航天飞机的防热技术，他在反应堆热工技术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发表了约300篇论文著作，培养了60多名博士研究生。

　　在待人处世方面，田长霖兼具东方人的温文敦厚与西方人的风趣干练。他相信成功必须耐心等候机缘，但也强调什么事只要你看准了，就要全力以赴，不计后果。做学问你要创新，你要走极端，走最新的领域，克服最高的高峰，这个是做学，但是做人你要中庸，要能够想到别人的环境，不要走极端。

　　字幕：2000年9月，田长霖被诊断出脑肿瘤，手术后中风瘫痪，身体衰弱。

　　2002年10月29日，田长霖在美国加州红杉城去世，终年67岁。

　　伯克利加州大学现任校长罗伯特.M.伯塔尔在田长霖去世的当天发表的

　　一份声明中说，田长霖的乐观精神、他的为自己所秉持的原则而奋斗的

　　积极态度、他的忠诚和热爱，已使学校变得更为强大。

　　为表彰田长霖对教育的贡献，柏克利加州大学决定把即将兴建的“东亚

　　图书馆与研究中心”，命名为“田长霖大楼”，以完成田长霖期望在柏克

　　利校园内兴建东亚研究中心的心愿。

　　简历：1935年7月24日，田长霖出生于中国的武汉，原籍为湖北省黄陂县人。后在上海和台湾读书，１９５６年只身赴美求学。２２岁取得路易斯维尔大学硕士学位，２４岁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仅用了２０个月就攻下博士学位，２５岁任伯克利加大助理教授，３３岁任柏克利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至今，３４岁任系主任，４１岁当选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４８岁任伯克利加大研究副校长，５３岁任尔湾加大执行副校长，５５岁到６２岁任伯克利加大校长，５８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曾当过柏克利足球队拉拉队长、乐团指挥、铜管乐队成员。辞去校长职务以后，他开始担任伯克利加大ＮＥＣ荣誉讲座教授，在全美各知名大学巡回演讲；１９９８年，他担任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经克林顿提名任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９年担任美国亚洲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