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是否见识浅

　　“蔚山”级舰虽然没有买成，三年后台韩断交，韩方在台的影响力更是势微，但是购舰政策转向的后座力却大得超乎想象。由于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主导了选择，因此当2000年陈水扁宣示要彻查尹清枫命案及相关弊案时，由李登辉前“总统”提名的监委，便一路对郝“政策转向”“侵犯统帅权”穷追猛打。主导调查的监委康宁详甚至在调查书中宣称：如果当初按照“8艘‘佩里’+16艘‘蔚山’”建军，今日的海军将会是东亚一支可畏的武力。

　　韩国“蔚山”级护卫舰防空反潜能力均不足，

　　若当年台湾决定采用该级舰，将无法对抗新一代解放军海军

　　事实上这种说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如果买进‘蔚山’，会比现在更好”更是滑天下之大稽。台湾海军向来以对抗解放军海军“飞潜快”作为建军原则，但是数十年来真正对台湾海军造成伤害的都是快艇，飞机只有一次（LST202“中权”号登陆舰被击毁于大陈滩头），潜艇根本没有，使得海军建军时也往往只顾反快艇，对于解放军战机与潜艇，并不看成很大的威胁。而刘和谦对“蔚山”级的钟爱，更是充分反映出这种思维。

　　“快艇威胁独大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双方冲突都发生在大陆沿岸水域，二是解放军的大型水面舰、潜艇、航空兵力都无足道哉。在80年代中期前，这个前提基本成立，但随着台湾逐步将前线后撤，解放军80年代又在刘华清的领导下积极建军。1982年刘华清接掌海军，4年后发表了著名的《有关海军战略问题的探讨》一文，宣示“依托岛岸，控制近海，前伸作战”纲领，主张解放军应由近岸海军走向蓝水海军，控制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以内的“近海”，朝向第二岛链发挥影响力。为了搭配新的战略，建军重点转向排水量大、耐海性佳的新式水面舰与新式潜艇。刘华清这篇文章并非机密资料，台湾方面当然也晓得，但是反映在具体作为上，海总却始终坚持“蔚山”，未见对于“光华”计划作出因应性转变。以后见之明看来，如果台湾在90年代当真引进16艘“蔚山”级舰，而解放军海军受到国内经济起飞与苏联解禁军售的有利推动，大型化、远海化程度更甚80年代，面对大陆的新海军，防空反潜火力薄弱的“蔚山”级，简直就是活靶。台湾军方值得庆幸的是，结果不是如此：对于使台湾海军“跟上时代”，不致成为过时的恐龙，叶昌桐无疑要居首功。比起大他两届的学长刘和谦，叶昌桐显然对于新科技与新潮流，有着更高的体会。

　　台湾在1991年获得“诺克斯”级护卫舰，刚好弥补舰队数量的不足

　　原来法提议台湾购买的是轻型的F-2000“佛罗赫”级护卫舰

　　另一方面，而刘叶两人都矢志于建军，但刘却与上司郝柏村积不相能，以至往往遭到参谋本部的掣肘；相反地，与郝关系密切的叶昌桐却成功转变参谋本部对海军的偏见，进而得到上级的全力配合。因此，尽管叶昌桐后来因为“郝系”背景而与总长失之交臂，日后又遭到“监院”弹劾与法曹起诉，不管个人是否道德有亏，但是站在海军史研究的观点上，必须承认他任内“由韩转法”对于海军建军造成的革命式影响。而“拉斐特”舰采购案容或有人谋不臧、贪墨舞弊之嫌，但即使不论“拉近对法关系”的外交价值（接着才有后来的“幻影”机军售，以及长荣航空开航巴黎），采购“拉斐特”本身就纯军事面，也是百分之百正确之举。但是这项政策转折也暴露出军中缺乏客观评量机制（或是说主官缺乏对评量机制的尊重）的问题。“康定”级虽然远优于“蔚山”级，但是原本“光华二号”计划接橥的目标，就是一种小型的“便宜船”。如果先不论这种需求是否合理（事后看来绝不正确），那么即使要买法国船而非韩国船，也该是F-2000而非F-3000设计。结果是总司令换了人，便连整个舰队的编组模式都改变，但是却丝毫不见揭示新战略、新建军方向的相关理论宣示（如刘华清之文），“革命”完全不落痕迹，也因此导致日后刀笔吏借以大作文章，指称“不符建军原则”。另外，当初设想在90年代要以24艘二代舰“一对一”取代现有24艘老阳字号舰，结果是二代舰包括“诺克斯”级在内，加起来也不及24艘，7艘经过“武进三号”改进的“基林” FRAM I，至今也还在服役，若非后来“捡”到“基德”级，只怕连退役计划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