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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晏耀斌 黄凤荣
【提要】民营企业老总被控贪污，在经历了立案侦查7个月，取保候审20个月后，接到法院的无罪判决。而此时，公司的数百万资产已所剩无几。
2002年12月，根据彭立国的投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到达武汉，对彭立国以及与此案相关的人士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希望与这个被宣布无罪的民营企业老总一起去探究其“莫名消失”的数百万资产的去向。
检察院宣布：私企老总是贪污犯
1996年3月，湖北省武汉农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农康公司）来了八位不速之客。武汉市黄陂县（现改为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举报科科长柳律、副科长柳长元率人进驻农康公司，向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彭立国宣布：吴应文（记者注：柳律的同学）举报你贪污公款50万元，检察院来查账。随后他们兵分二路，一路由科长柳律带领，对农康公司进行查账；另一路由副科长柳长元带领，开始对彭立国作询问笔录，要求彭立国交待贪污问题。彭立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搞得一头雾水，但还是断然回答：“我没有贪污公款，我能贪污谁的公款？请你们不要介入我们公司的内部纠纷。”
三天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全部撤走，同时也带走了农康公司账簿。
不久，公司员工告诉彭立国，柳律要对你“下手”，千万别去检察院，最好也别在公司呆着。之前，黄陂检察院曾三次要求彭立国过去谈话，彭立国都认为自己“受人陷害”拒绝接受，如今，听了员工的话后，急忙离开公司躲进农康公司在武汉的办事处。
同年7月1日下午5时，彭立国突然接到公司另一董事吴应文的电话，吴在电话中称：你来汉口江庆酒楼见个面，我们把公司的事情商量一下。彭立国应约来到江庆酒楼,不到十分钟，事先埋伏好的柳律就带人冲了进来，宣布彭立国为贪污逃犯，将其带走。
在采访中，彭立国对六年前在黄陂检察院接受的审讯历历在目，“六名检察官轮番审问我，要求我交待贪污50万元公款的事实。晚上，我还被带到举报科楼上的一间屋子，一只手被铐在窗户铁栅栏上，四位检察官一边打牌一边好言劝说我就认了吧，交40万元就可以立即出去。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我怎么能够承认呢！可我那时已经是60岁的人了，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我实在熬不住了。我就说‘你们要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你们写什么我都签字’，于是他们问这是不是，那是不是？我都回答‘是’，最后签字、按手印。于是，我顺理成章被刑事拘留，押送黄陂看守所；十天后被逮捕。”
7个月后，即1997年1月22日，彭立国的妻子向黄陂检察院交了8万元保证金后，彭立国被取保候审。
这一候就是20个月（记者注：《刑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时限为12个月）,其间黄陂检察院三次向黄陂法院提起公诉均被退回。
1998年8月5日，黄陂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彭立国那时才发现，自己受到一项新的指控：挪用公司资金6.1万元来偿还自己的债务，挪用资金罪替代了贪污罪。
9月15日，黄陂县法院判处彭立国有期徒刑一年，重新收监至黄陂看守所。
“贪污犯”称：噩梦因内部纠纷而起
回忆起自己身陷囹圄的遭遇，彭立国老泪纵横。他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虽然自己坎坷一生，但始终觉得对不起妻子杨桂凤，农康公司可是她一生的心血。”
65岁的彭立国，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青年时代为躲避歧视，远走湖北省监利县谋生。1979年，彭立国加入到监利县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迅速取得成功，成为当地办乡镇企业的能人。
与此同时，彭立国的妻子杨桂凤，也在省城武汉创业成功。杨桂凤从卖茶叶蛋、皮蛋、咸蛋开始，十余年时间居然奇迹般地完成了一百多万元的原始积累，在武汉市郊开办了禽蛋加工厂，在市内设有禽蛋制品批发部。
1991年，彭立国重返故里，希望趁着好政策，在家乡有所建树。
1993年9月，他正式接管妻子杨桂凤经营的黄陂道贯泉禽蛋食品加工厂和汉口禽蛋制品批发部，合并组成武汉农康实业公司。在两年时间内，彭立国共投资425万元，公司总资产达560万余元，初步形成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的高效立体农业产业规模。1994年，彭立国的农康实业公司被评为黄陂十二佳企业之一，时任武汉市市长赵宝江、黄陂县委书记何仁俊称赞，“农康模式是武汉农业产业化的样板工程”，并要求有关部门为公司申报农业立项。
1995年8月，农康的事业如日中天。应公司债权人吴应文的要求，彭立国同意吸收吴应文、周暹昱债转股，农康实业公司变更为武汉农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彭立国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三股东股权结构为：彭立国51%、吴应文26%、周暹昱23%。三名董事雄心勃勃，计划1996年在公司全面产出的基础上，再投资600万元扩建万头养猪场和千头牛场。
1996年，农康实业公司正式被批准为农业绿色计划和国家星火计划项目，但此时的彭立国已失去人身自由，而公司也已被黄陂县检察院举报科指定的“生产指挥组”控制。
1996年初，农康公司股东吴应文，突然向董事长彭立国提出抽回注册投资，或者将公司卖掉抽回投资的要求，被彭立国以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为由拒绝。
据了解，吴应文本是国有长江控制设备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控”）所长、法定代表人，1994年，吴应文以“长控”名义将60万元借贷给农康实业公司，同时他又让“长控”一家下属公司到某银行存款50万元，换取这家银行贷款给农康实业的50万元。
1995年8月，吴应文以私人名义将此110万元本金加上其他借款共计130万元，入股农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但不到半年时间吴应文急于抽回资金，遭拒。
随后，彭立国被吴应文举报贪污，黄陂检察院举报科立即对农康公司和彭立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要求彭立国承认犯罪事实。
无罪判决与“生产指挥组”
1998年11月2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彭立国上诉开庭审理此案。
该中院合议庭查明：1995年8月17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判令彭立国之妻原有的道贯泉食品加工厂向湖北省木材公司复兴公司偿付木材款本金及赔偿金共计人民币94231.62元。1996年1月，经武昌区人民法院调解，彭立国与农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另一股东副总经理周暹昱商议后，用该公司的皮蛋、鱼等物资及款项清偿了湖北省木材公司复兴公司的债务。
该中院合议庭认为：彭立国为执行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与本公司其他负责人商议同意后，借用本公司的钱和物资向湖北省木材公司复兴公司清偿个人债务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合议庭当庭宣判：撤销黄陂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宣告彭立国无罪。
至此，历时近三年，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到无罪，彭立国终于清清白白走出了黄陂看守所，但面对的却是农康公司早已土崩瓦解，数百万元投资灰飞烟灭。
据调查，1996年6月18日，“因你公司（即农康公司）一案需要”，黄陂检察院举报科“借”走农康公司价值15万元的办公用车。后将此车交给吴应文，“抵”了吴10万元投资款。
1996年8月至10月，黄陂检察院举报科先后将农康公司业务往来款作为彭立国“赃款”收走5万余元，从彭立国家里和其他有关人员手中追缴“案款”8万余元。
1996年8月6日，举报科检察官带领吴应文、杨工（长控所职工）、左柳（已被农康有限公司辞退的原办公室主任）等人来到农康公司，宣布封锁农康办公楼和农康公司生产基地丁家海渔场，遣散农康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管理人员，收走公司印章由举报科“代为保管”。农康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企业管理被迫全面停止。
与此同时，举报科先后在黄陂第一招待所和农康公司丁家海养殖基地召集会议，宣布成立“农康公司生产指挥组”，指定吴应文任组长。农康有限公司辞退的原办公室主任左柳在会上讲话：“基地卖鱼由刘清明(非农康员工)收款, 祁丑桥(非农康员工) 负责生产, 祁洪平(非农康员工) 负责治安，叶万元(主管农康生产的副总经理) 不要介入生产, 蔡长青（农康生产基地点负责人）不再在基地工作。”农康公司另一股东周暹昱虽然被同时指定为“副组长”，但“生产指挥组”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将周暹昱排除在外。
1996年8月1日，未经依法核准登记，“生产指挥组”私刻公章并发布公告：“我农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指挥组研究决定，公司任何人的一切行政、经济、民事行为必须报请公司生产指挥组负责人认定后方能办理，否则一律无效。公司办公室停止办公活动，由即日起凡在公司办公室办公的人员的办公行为属个人行为，均无效。”
8月8日，“生产指挥组”再次发布公告：“目前公司工作处于清理债权债务，规范公司经营管理，调整内部机构时期，公司工作由生产指挥组主持，公司停止办公。”8月15日，“生产指挥组”将农康公司生产基地员工遣散，正式对农康公司办公楼贴上封条。
随后，“生产指挥组”在农康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丁家海渔场大量捕捞、销售成鱼。具体捕捞销售了多少成鱼，农康公司至今无账可查。
由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被抓，负责公司生产的副总叶万元被排斥，丁家海生产基地主管蔡长青也被“生产指挥组”辞退，农康公司生产基地2700亩水面的丁家海渔场防汛工作无人过问。1996年9月3日，丁家海渔场拦鱼堤决口，难以计数的成鱼、2万只良种鸭流失，农康公司再次遭受毁灭性的经济损失。
同时期，农康公司原已开工的千头养猪场等项目被迫停工，农康公司与合作伙伴的业务往来被迫停止，经济民事纠纷突起，农康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600万索赔难上加难
彭立国恢复自由后，立即以农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委托律师向黄陂检察院交涉，要求返还公司被扣资产和账簿。黄陂检察院副检察长兰辉答复：我们还要抗诉的，再说即使要退也要你们三个董事都来了再说。黄陂检察院至今未退还农康公司的账簿。对于彭立国多次提出的恢复公司原貌、肃清影响的要求则更是没有任何答复。
2000年12月，彭立国同时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黄陂检察院提起国家赔偿，索赔600万元人民币，但黄陂检察院在法定时间内无任何反应。彭立国转而向武汉市检察院申请复议，次年3月，武汉市检察院下达《不属受案范围通知书》，要求彭立国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向黄陂检察院申请确认返还扣押财物并赔偿损失。
持着武汉市检察院的通知书，彭立国再次向黄陂检察院申请确认，仍未获任何答复。
2001年7月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陂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共同赔偿限制彭立国人身自由250天4000余元的损失。
2001年11月，走投无路的彭立国和农康公司部份员工越级上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在省检的督促下和舆论的压力下，2001年12月20日，黄陂检察院终于向彭立国下达了一份《刑事确认书》，将代为农康公司追缴的业务款项3.4万元返还给农康公司，扣押、追缴的其他款项十余万元因彭立国的“违法”予以没收，600万元的索赔要求不予确认。
拿到黄陂检察院的《确认书》，彭立国及其公司员工坚决不服，65岁的彭立国仍奔波于漫漫索赔之路。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于2002年12月11日赶赴黄陂检察院进行采访，但遭到了黄陂检察院的拒绝。■
(摘自《法律与生活》杂志2003年1月下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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