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海波

　　“老班长当年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儿！”乔安山坐在家里那张陈旧的沙发上，加强了语气说。他指的“老班长”就是雷锋——当年运输连四班班长。

　　卧室墙上一张照片让乔安山的思绪回到了从前，这张“雷锋帮助战友识字”的照片拍摄于雷锋牺牲前不久，照片上的乔安山还是一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如今，岁月的砥砺已经使他变得两鬓沧桑。在这间供暖严重不足的房间里，身体已经不太好的乔安山套上了两件厚厚的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马甲。墙上装修过的木板已经被暖气里渗出的水浸得变形变色。“很好了，很好了，和在铁岭相比，这已经很好了。”这套房子是乔安山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公映后，由抚顺政府分给他的，他一再重复着,笑容憨厚、诚恳。

　　不用说抚顺，就是在全国，乔安山也是名人了。“这都是因为老班长，如果我不是雷锋的战友，我这辈子做再多的好事，你也不会来这里，是不是？”对于“名人”这个称呼，乔安山显然不愿意接受。事实上，在1997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让他“出山”之前，提起雷锋这个名字，乔安山要承受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思念、自责、痛心、愧疚、赎罪、激励、传承……从1970年到1993年的23年时间，他一直隐居在铁岭逃避一种身份——撞死雷锋的人。没人知道他是雷锋的战友，看上去他和那段历史割裂了。但是，“我这样就能安心吗？”他默默地决定要把雷锋的事业继续下去，给人输血、劝架、救火、抓小偷、捐款……危难中搭把手的事，甭管大小，在他眼里都是重要的考验。误解、奚落甚至侮辱、非议，他都默默认了。“学雷锋没错！”“他这个人认死理，一根筋！”老伴张淑芹嗔怪地说。

　　40年的坎坎坷坷，日子过得跌跌撞撞，他却从没有后悔，“要不，我就对不起老班长！”心里面委屈的时候，就去雷锋墓前，“跟大哥唠唠，心里面也敞亮了。”

　　电影公映后，乔安山这个名字有了新的含义——雷锋精神的“职业传火人”。60多岁的人了，一年里大半年时间在全国巡讲，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场，一场两万人。问他烦不烦？他摇摇头，“要是每天能多讲给一些人听才好呢。”至今他已走过29个省市自治区讲述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只要雷锋精神没有死，雷锋就永远活着。“现在我啥也不需要，只要身体能好一点，每年就能多讲几场了。”

　　床前的雷锋照片上那个笑嘻嘻的青年人每天就那样看着他。看着那张纯真的笑脸，乔安山坦言常常会觉得难受。毕竟，雷锋的死和自己有关。“更多的时候这是一面镜子，我不敢偷懒，因为老班长在看着呢。”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还曾嫉妒雷锋为啥进步比我快，那些事情我也能做啊。现在才知道，就是这些看起来最平常的事情，要真能像雷锋那样每天坚持，太难了！有一次出差，我也想在火车上帮人打扫卫生，拿起扫把，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看着我，一个车厢没扫完，全身都湿透了。可雷锋就像在自个儿家里干活儿一样自然……现在这些年习惯了，走到哪里都捡烟头、果皮什么的，很多人看我们老两口这样，都跟着做，这样雷锋精神慢慢就传下来了。”

　　乔安山让两个儿子跟着自己学雷锋，结果处处碰壁，相继下岗。“别担心，人要有志气，咱自己干。”他把茶叶摊交给了大儿子，小儿子每天去干帮人送货的活儿……

　　提起现在的日子，“好着呢，不缺钱。”老伴拿来两个存折，“这是我俩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有800多，在抚顺这个地方足够用了。”一个上面417元，一个416元。“她比我挣得多，这个家她说了算。”乔安山哈哈大笑。

　　记者提出要为他和雷锋照片合影，乔安山开心地答应着，“1959年雷锋跑到炼钢炉前把我拖出来，问‘安山，报名了没？要不你回家去问问？’才十几岁的孩子，就像个大人了。一切就像是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