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贪官成克杰是怎样败露的？据说是成克杰的夫人起了关键作用：她亲自到北京，亲自要求中央领导……

　　2000年最为“风光”的腐败分子胡长清是怎样暴露的？据说是作为参加云南世博会代表团团长的胡长清在参加完开幕式之后突然“失踪”，引起了代表团的不安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经过多方侦查才发现胡长清弃代表团公务不顾，从云南跑到广州一宾馆中与情妇幽会，商量如何办理购买房子之事，于是……

　　陈希同是怎样被送上审判台的？是从案中案被连带“拖”出来的。一封群众匿名信揭出了非法集资32.17亿元无锡的新兴实业总公司邓斌，带出了北京市长秘书、副厅级干部的李敏，牵出了靠老子在首钢的特殊身分，混上了首钢公司助理总经理和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周北方，接着又拖出了任北京常务副市长的王宝森，最后才暴露了这个陈希同。

　　还有不少传媒津津乐道的小偷“帮助”我们政府破案的腐败案：小偷“光顾”了腐败分子的家，小偷被抓了，招供了偷的地点、对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一个普通的官哪来那么多的钱，至少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于是顺藤摸瓜，最终将被小偷所偷的腐败分子揪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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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案子被暴露、揭发的过程近似天方夜谈，但却是事实，令人哭笑不得，但却发人深思。的确，人们都在沉思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各级党组织都有制度健全、机构完整、人员健全的监察、审计队伍，但是，迄今为止一些涉及到“第一把手”的大案、要案有几个是被同级的监督、监察队伍监督出来的？回答是四个字：凤毛麟角！

　　于是，人们有权相问：为什么现行体制中的监察、审计机构是那样的乏力？为什么这个已经被人们公认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有人说，这个原因太复杂不好解决，但是这是不解决问题的理由吗？

　　原因是不是就是那样复杂？也不见得，因为谁都明白问题的症结就在：现行体制中的监督、监察机构本身就是权力部门中的一个部分，这些监督、监察机构部门的领导人都是由该权力部门的领导人（更多的是“第一把手”）任命的，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便于“一元化”的领导，但是，当政权的主要领导人蜕变为腐败分子之后，他们一般都按照“你办事，我放心”的原则去委任监督、监察部门的领导人，或是自己的“死党”或是无能的、怕事的庸人，从而使监督、监察机构的功能弱化、异化：监而不督，督而不察，因而使一级政权的监督、监察部门只能监督、监察一些“小腐败”，而不能解决“大腐败”。

　　所以问题是明摆着的，而且是谁都看得清楚的，强化监督、监察部门职能的最佳途径是：将监督、监察机构部门从同一级权力机构中剥离出来，让它独立自成体系，譬如，将纪委、监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局、审计中的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一个国家反贪总局。这种自上而下垂直领导体制的最大“好处”是：使监督、监察机构部门的领导人没有“后顾之忧”，使监督、监察机构部门失去与被监督、监察的领导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性。

　　这样做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是不是就是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请问：垂直后的监督、监察机构部门是在哪一个党领导下的？不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吗？它并没有落到资产阶级的政党手里，我们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的确是有点杞人忧天啊！事实上，国务院于1998年新建立的稽察特派员制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垂直监督体制，很难设想，若是不作体制上的这种创新，还是墨守成规，还是坚定不移地去依靠那些大中型企业的“一元化领导”，是很难取得成效的。再看一看海关，将过去的横向的“块块领导”变为纵向的“垂直领导”，亦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基本点，而效果呢？抑制了腐败的发展。

　　这叫什么？这就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

　　其实，这只是政治学中的常识性问题，因为谁都清楚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有具有与被监督部门相同等的权力或比被监督部门权力大的监督部门，才能真正行使、发挥监督的功能。不过，要突破这个“监督的所有权”却非常之困难。原因是什么？过去的那种落后、陈旧、刻板的观念是一条，而更重要的是，若是真的这样做了，它的确会削弱地方（如省市）一级党委的监督权，而对于那些持有根深蒂固的“党权高于一切”（《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1页）思想观念的官员来说，要让他们从体制上放弃“自我监督（实际上不监督）权”是极其痛苦的。

　　也有人担心，万一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反贪总局也滥用权力怎么办？我是这样想的，一是国家反贪总局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部委发生像湛江、厦门那类的整体性的腐败，因为它毕竟是在“天子”的眼鼻子下；二是若是国家反贪总局的个别人的腐败，又何足惧？将它端出来就是了，个别人的腐败改变不了这个机构整体功能的性质；三是就像新加波、香港那些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设立国家反贪总局设立的同时，也已经将这一权力机构的制约机制考虑进去了；四是要相信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则，即当一个机构将眼睛死死地盯住那些腐败分子时，将意味着有更多的眼睛去盯住它，使它的腐败变得更困难，这就迫使在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更加谨慎、更加小心、更加廉洁地执行自己的工作使命。

　　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我想，尽快成立国家反贪总局的这一设想是符合这一精神的。

　　（作者　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