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茂军 合肥报道

　　7月7日傍晚，ＭＵ5122航班在淮河上空遭遇强对流天气，剧烈的颠簸让机舱内的气氛几近凝固。机上每一位乘客都明白，就在大家的脚下，3542万淮河人民在事隔12年之后，再次被泡在了水里——国家民政部在这一天公布消息说：洪涝灾害已经造成安徽、江苏、河南3省1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71．6亿元。

　　6月下旬以来，中国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其上中游干支流水位全流域超警戒线，自1991年以来淮河最大的洪水似乎在一夜之间呼啸而来，淮河干流水满为患，据说大堤、围堰和湖泊处处都存在重大险情。安徽省公布灾情说，阜阳、滁州、亳州、六安、蚌埠、淮南、宿州等市情况最为严重。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蚌埠市一项为避免淮河水直捣市区的防洪工程，到底没能逃过今年的这一劫，被“突然汹涌”的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这其中包括几十辆施工专用的大型工程车……本是计划收拾洪水的，结果倒先让洪水收拾了。

　　在此前早些时候，新华社曾经有一通稿，“淮河何以成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将支流多，落差大，中游卡脖子，上下游两头翘和暴雨频发骤至五大因素，归结成淮河泛滥的客观原因。如果这些原因真的成立，那淮河的暴戾与无常当为自然所为，所谓治理，甚至言之凿凿地说要“根治”岂不成一无望？

　　今年淮河的来水尽管是1991年以来的最大，但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国家防总和淮河防总对是次洪灾有别于以往的做法，那就是并没有一味地强调“严防死守”，而是利用现有的水利设施进行合理的行洪、泄洪。自7月3日安徽蒙洼蓄洪区开闸泄洪到现在，记者了解到，淮河流域的22个蓄洪、行洪区已经开启了7个。

　　1991年淮河大水以后，国家投巨资兴建了19项治淮骨干工程，这次发挥作用的据说正是这批骨干项目中的一些——这实在是一个让人兴奋的事实，我们很清楚，所谓蓄洪、分洪或者行洪、泄洪，说穿了就一个，那就是人为洪水让路、腾地方。

　　这让我想起去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采访过的谭培伦先生，这位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与水争斗的老头，坚持说不要用“抗洪”这样的字眼，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无法抗拒；洪水成灾那是人为的结果，人类的大量繁殖逼着我们去和自然抢夺生存空间，“你既然能筑坝，它为什么就不能破坝呢？”

　　在经历了几乎每年都有的洪灾水患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接受了类似谭培伦先生这样的认识呢？

　　7月9日淮河防总发布消息说，受8日上游降雨的影响，淮河水位再次全线上涨，10日到11日，淮河流域将维持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江苏省防汛指挥部也在同日发布消息称：盱眙县鲍集行洪区194平方公里已作好行洪的预备；还是这一天，中央气象台预报说7月13日后淮河流域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目前还凝聚在那儿的巨大压力似乎有了一个缓解的机会。

　　其实对淮河的注目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它的洪水滔天，今年早些时候，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宣布了对中国“三江三湖”的一揽子治理计划，这“三江”中头一个就是淮河。淮河待治的不仅仅是它水多了怎么办？还有水不能用怎么办？淮河沿岸，多为中国迫切需要走向工业化的中部地区，所以它毫不意外地成为中国受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

　　有必要借淮河为由头说说我们的河流污染现状。

　　在中国5万公里长的主要河流中，有80％的水质已经下降到鱼类无法生存的地步，洞庭湖管理局的一位前任局长曾经告诉我，过去，长江的捕鱼量占中国渔业的70％，但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起，这个比例已经减少了最少一半。就在淮河流域，沿岸的造纸厂、制革厂、炼油厂和化工厂都在往河里排放污水，而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浙江、广东，出现的现象耐人寻味，凡是经济发展不错的地方，附近的某条河流肯定是一池绝望的污水，水里充满了重金属和别的什么毒素，当地的种田人说，这样的水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是不能吃的。

　　尽管在物候学领域里，淮河被视为一条南方的河流——它不定期的洪水泛滥也似乎证实了这一归类——但就它的常年径流量而言，淮河是条不折不扣的北方河流。

　　中国有个难题：四分之三的水在南方，而同样比例的农田却在北方。

　　在淮河流域，应该存在着很好的关于水供给的经济学个案，沿岸乡村是怎样被水资源的匮乏和急剧的城市化进程所挤压，不得不拿出更多的土地供应城市，用来修建住宅、停车场和宽阔的马路，而日渐丰满的城市对水的需求则呈指数性增长，导致水资源的更加匮乏……我们的发展与资源战略，在北方渐行渐远。

　　在接下来的7月里，淮河水的涨与跌都应该会牵扯到我们的视线，关于横亘在中国腰部的这条细线，我希望能通过行走，从中咂摸到它更深一层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