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

　　在5月10日那个细雨霏霏的午后，在这个因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而显得不同寻常的护士节到来之际，我们走进北京地坛医院那在外人看来有些神秘的隔离病房，体验SARS病区护士们的艰辛，体验着隔离衣无法隔离的那份感动。

　　体验　像鱼一样大口呼吸

　　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一病区，有人将它称作生命走廊。因为一病区住的大多数都是重症的SARS患者，只有康复者才有机会享受这条长廊里的阳光和空气。

　　推开病区大门，我们首先被要求戴上两个20层厚的纱布口罩，穿上一层薄薄的一次性连体防护服，再戴上一层橡皮手套，防护服的袖子要塞在手套里面，除此之外还要戴上两层罩得住耳朵的帽子，最后又套上三层鞋套。此时，镜中的我们外露的只有一双眼睛。

　　如此这般“全副武装”之后才进入到半污染区，一组护士正在这个相对清洁的区域内给病人画体温记录图，在治疗室里为患者配输液，通过每间病房的双层玻璃给病人送饭递药。

　　再往里走，绕过另一个露天的长廊，才是病房，是真正的隔离区。在进入病房之前，护士长白艳又给我们套上一层更厚的隔离衣，手上又加了一层手套，两层口罩外又加了一个“小猪嘴儿”般的口罩，最后再扣上一个护目镜。细心的护士长白艳见记者的鞋底比较硬，为防万一，她又给我们加套了两层鞋套。

　　此时的我们已完全隐去了本来面目，就连声音也因三层口罩的阻隔而变得遥远和陌生。所有进到病房的人，只能通过身高和护目镜后面的眼睛来判断彼此。鼻子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呼吸的功能，下意识地张开嘴大喘气，就像水中的鱼。因为用嘴呼吸，所以雾气很快蒙住了护目镜，遮住了视线，继而变成了水珠，在封闭的护目镜中游走。

　　依稀之中，记者看到护士高燕艰难地弯下腰，开始给四床病人抽血，“我们经常在视线不清的情况下为病人抽血或扎点滴，完全凭感觉和我们的基本功。”她的脸几乎贴到了病人的胳膊。真棒，一针见血。

　　目睹　每天推氧气瓶重量超一吨

　　除了吃药、打针、抽血、测体温、扎点滴、下胃管，SARS病区的护士还要监控呼吸机、吸氧机、吸痰器、心电监护仪，肾衰的病人做血透时还要监控透析机。重症SARS病人病床边的仪器多、管子多，护士一两分钟就要进出一趟病房，以确保这些价值几十万元的复杂设备正常工作。

　　护士李娟走到病房门口，身子在轻微地发抖，她长长地喘着粗气，透过厚厚的口罩做着深呼吸：“现在心率每分钟100多次，血氧饱和度肯定比病人的还低，一个班次下来至少6个小时，缺氧啊。别说干活了，穿上这身行头就剩喘气的份儿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喝上一瓶冰镇的矿泉水，可是不敢喝，因为要尽量少上厕所，这身衣服穿上以后不好脱，脱下来又不安全，因此我们都练就了6小时之内不喝水，不上厕所的硬功夫。”

　　走廊里传来拖拉重物的声音，身高不足1米6的护士阎永红正费力地向病房中推着比她矮不了多少的氧气瓶。呼吸窘迫的SARS患者离不开吸氧，因而病房里氧气的用量特别大。一瓶氧气重达60多公斤，瘦弱的她一天要推20多瓶。换氧气时动作必须快，松开空氧气瓶的螺丝，再拧上新氧气瓶的螺丝，病人的病情只留给这一操作几秒钟的时间，“每当这时，我们都觉得自己两只手根本不够用。”

　　按照规定，传染病人的家属不能陪护，也不能雇护工，因此病人的护理工作全部由护士完成。一位老年病人躺在床上，呼吸很困难，李娟用勺子将药慢慢递到他的嘴里，再把水一点一点喂进去。另一个重病号在床上大便了，高燕奔过去把病人的污物清理干净，再细心地替他擦身。

　　故事　她用身体护住孩子

　　五号床的老人病情比较重，气管切开，经常需要吸痰，吸痰器呼噜噜的声音听起来令人窒息。但这声音似乎已经对护士长刘小东构不成任何刺激，她轻轻帮着老人侧过身，拍着他的背，弯腰轻声说：“大爷，您咳嗽一声，对肺有好处。”

　　显然，老人比刚才舒服多了，要过纸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话：“胃管里滴的是什么？”刘小东笑了，确切地说是护目镜后面的眼睛在笑。她拉起老人的手，有点儿像哄孩子：“您放心，那是营养液，比您爱吃的牛肉还有营养呢。”老人放心了，削瘦的脸上绽放出一抹微笑。

　　进入非典病房前，能够想像的是有序的治疗、紧张的抢救，惟独没有想到的，是隔离衣隔离不断的这脉脉温情。

　　拍背、翻身、喂饭、刮胡子、剪指甲、冲洗膀胱、清洗口腔，这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护理，对于全副武装的SARS病区的护士来说，却要付出几倍的努力；而对于处在孤独和恐惧中的SARS病人来说，却从中收获着几倍的希望。

　　护士李岩为二床的大男孩剥了根香蕉，递到他的手上。男孩冲她笑笑，说等到自己和爸爸出院时，一定要看看这位大姐姐摘了口罩的“真面目”。

　　李岩心头一紧，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瞒这个大男孩多久。男孩今年上高二，和他的父母同时被感染，母亲很快去世了，他和父亲同住在地坛医院。就在孩子的病情一天一天好转的时候，他的父亲病情突然恶化，被转到重症监护室中抢救，最终还是被SARS病魔夺去了生命。或许是心灵感应，父亲的遗体推过走廊的瞬间，男孩伸着脖子向走廊外面张望。就在那一刻，李岩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敏捷，一下子冲到门前，用身体挡住了男孩的视线。而男孩子透过护目镜看到的只是一双会笑的眼睛，那双眼睛告诉他什么都没有发生。于是，男孩又平静地躺到病床上。

　　后记　务谋病者之福利

　　这些白衣天使呵护的，是SARS病人生命的尊严，还有他们脆弱的情感。

　　只是短短两个小时，捂在隔离服里面的我们已是汗流浃背。然而身边与我们同时进入病区的护士们仍然平静而紧张地忙碌着，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喊累，只有在憋得实在喘不过气的时候，才会有人走出病房对着窗外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又匆匆返回病房。

　　走出隔离病房，小心地脱掉防护服，负责消毒的护士走过来，用喷壶喷遍了记者的全身，包括鞋底，也包括相机。

　　走过来时那条长长的生命长廊，摘去口罩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贪婪地深呼吸。此时，脚步变得轻松，而心头却沉重起来。脑海中闪回的是护目镜后平静而坚定的眼神和与她们花季般的年龄不相称的奉献与坚持。她们宿舍床上的毛绒玩具分明提醒我们，她们还是一群孩子，许多姑娘还是被父母宠着娇着的独生子女。一旦走进病房，穿上厚重的隔离衣，她们就变成了坚强的战士。她们用她们的行动实践着南丁格尔的那句名言：“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务谋病者之福利。”

　　走过生命长廊，一抬头，发现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本报记者李学梅 通讯员陈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