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励漪

　　上海市物价局6月3日发布《关于解除“防非”相关商品价格干预措施的通知》，取消对上海市场口罩、消毒液等与“防非”相关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实行的最高限价和提价申报制度。此类商品恢复实行市场调节价，即由经营者按照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定价。

　　这项“最高限价”和“提价申报”制度，是40天前出台的，目的在于制止当时一些企业和个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如今，非典防治初见成效，全社会也由应急机制转向常态机制，政府的干预物价便适时而止

　　物价干预制度有法律依据

　　此次抗击非典的战役中，各地物价管理部门都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有关通知精神，对相关商品的价格进行行政干预。上海采取的最高限价和提价申报制度，由于方便有效，对于保证市场稳定和民心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而这个措施之所以能够紧急出台和顺利实施，在于其具有法律根据和一套多年来已经形成的有效运转机制。

　　在我国，政府对市场价格可以实行紧急措施和干预措施。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对数次通货膨胀的治理而探索出来的有效监管手段，被写进了1997年制定的《价格法》。

　　“紧急措施”是指，“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者全面冻结价格”。

　　“干预措施”则是指，“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院和各省市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

　　上海此次对市场销售的口罩和消毒液实行了最高限价，对卫生材料和医疗器械则实行提价申报制度。上海市物价检查所副所长李学武说：“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所取得的良好成效，基于社会商品的极大丰富和生产力的提高，有坚强的产业后盾做保障。一方面，政府实行限价；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组织企业全力生产相关商品保证供应，这与治理通货膨胀时期最高限价可能带来商品的短缺效果完全不同。”

　　调控物价有利于抗非

　　最高价格如何限定？李学武说：“不是政府拍脑袋、或者闭门研究出来的，而是参考了正常的市场销售价格。”上海的口罩和消毒液限价就是根据4月22日的市场价制定的。

　　最高限价得以严格实施，与企业的配合也很有关系。如上海港凯净化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口罩，出厂价始终与零售价保持一定的差率，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也保证了经营者的利益。

　　对于控制市场价格的重要性，李学武认为，防非抗非是一项系统工程，医院及一些医疗防御体系是主战场，但与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市场管理部门一样，价格部门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是间接的防范工作。物价总水平由于突发事件的不正常提高，对社会经济生活有很大负面影响，会造成连锁反应：形成抢购风，造成群众恐慌，并且干扰防非工作的顺利开展。

　　针对市场价格水平的异动，在一般情况下，更多采用经济手段，如大量生产保证供应调节物价，但由于这有个过程，因此在非常时期必须辅之以行政手段。

　　恢复常态后的思考

　　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在防非典最紧急的时刻，表现出来很强的应急能力，现在应急措施虽然停止，但还留下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相关法律法规在配套等方面仍有欠缺，或不够完善。

　　李学武提出，最新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条例》中，提到对“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等行为应予惩处，但对于哄抬物价就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按照现行《价格法》的解释，哄抬物价是指造谣惑众把价格抬上去。“但依我理解，在非典战役中，违反政府定价、不执行价格申报制度、任意扩大差率和毛利率的行为都应该位列其中。”

　　在价格法中，关于价格干预的手段，既可限定价格，也可规定差价率和利润率；而在限价中，对于哪些商品限价，限价到什么幅度，都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度，由此也会产生一些具体的矛盾。“比如这次在口罩和消毒液的问题，上海邻近的一些省市实行的是差价率，他们的批发价即已高出上海的最高限价，这就难免影响商品流通。因此在突发事件中，中央政府应对全国各地区进行统筹安排，在各地区政策出台时间和衔接等方面进行有效协调。”李学武表示：“此外，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一些不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应该比平时有突破，否则不足以形成有力的震慑和打击，现行法律对此都应该及时予以修订。”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3年06月05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