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随身携带的书中，有一本是记者安迪-鲁尼关于二战的回忆录－《我的战争》。在书中他提到美联社记者波义耳，当人们问波义耳：“你肯定见到过不少你们这个职业中有趣的人吧。”他就会回答说：“是的，我见了不少。他们大多数都是其它报社的记者。”对身处科威特的我来说波义耳的话千真万确。

　　举例说吧，有些记者千方百计想“掺和进来”，这当然引起其他记者的不满喽。还有他们全身一副沙漠迷彩打扮，“军服”上还缝上了自己的姓名和报社的名称。有一名记者甚至准备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计划让这面旗子在巴格达上空高高飘扬。

　　记者之间对彼此的活动也相当的注意。这里最大的担心是错过新闻发布会。这些会议比你戴上防毒面具的工夫还要短，只有少数几个在场的幸运儿能获得重要的消息。因此我们中间许多人都相互交换笔记，并形成了一条“没有一个记者被遗漏”的不成文规矩。

　　但等待看来是用不着了。许多派驻到地面部队的记者已经离开。那些分配到空军单位的记者计划于明天离开。

　　在11号加入陆战队的人中，有一名叫威尔逊的记者。由于长期报道军事新闻，他被戏称为国防部新闻办主任。35年前，作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曾经在直升机上进行越战前线报道。

　　但与陆战队一起冲在前面并不是他的初衷。“只是寻找刺激而已，我曾要求派驻到伊拉克军队中，并向伊拉克大使表示我希望在他们军队里呆上一阵子，透过他们的望远镜观察战事。”

　　毫不奇怪，大使一点回音也没有。但威尔逊惊奇的是很少向海外派遣记者的《国家杂志》竟然同意为他出资报道这场战争。“这仍然令人兴奋。我喜欢成为一名士兵，能亲历真实事件而不是听拉姆斯菲尔德作国际形势报告”

　　威尔逊见证了国防部与媒体关系起起落落的全过程。在越战初期，国防部主动为报道东南亚消息的记者提供公费旅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国防部不再需要鼓励报社编缉向海外派遣记者。到战争结束之前，军方高层对媒体已经相当不满，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威尔逊在80年代下部队时，不得不与媒体没有成功报道越战这种认识作斗争。正如他所看到的，媒体只是忠实地传达了战地指挥官告诉他们的不讨人喜欢的事实。“我认为越战是新闻媒体的一个黄金时代。他们发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向公众报道，公众再反映到国会，国会通过断绝经济支持从而停止了这场战争。”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记者被挡在了部队的外面，现在钟摆已经在往回摆动了。但对威尔逊来说，陪审团仍然在外面决定记者随军是否是新闻界的胜利。“这些孩子的出色故事是难以令人拒绝的，也不容易忘记他们所做的事情。”威尔逊说。尽管在伊拉克很多记者不会有机会下部队，但他怀疑新闻报道是否能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因为我们没有记者打入敌方部队。” （天籁传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