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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这张老照片就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照片显然很旧了，大大小小，斑斑驳驳的“雪花”分布其上。然而这却掩盖不住照片上青年眉宇间散发出的勃勃英气。照片里端坐的青年瘦削单薄，穿着缴获来的制服，制服虽然很旧而且肥大不合身，扣子却扣得齐齐整整，还斜挎着手抢套。青年年纪不过二十岁，有着一双浓密的剑眉，挺拔的鼻子，微抿的嘴角，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眼神，平静而又若有所思。青年的神态、气度则显示出与他年纪不相称的坚毅、沉稳。 照片上的人是我的父亲陶汉章将军，我的青年时代的父亲。直到现在父亲仍然很喜欢坐在沙发上凝望这张老照片，慢慢地陷入回忆。他也曾不只一次跟我讲起这张长征中的照片的来历和照片背后的故事…….. “那是1935年冬天，革命陷入了困境，敌人的‘围剿’一次比一次猛烈，红军损失很大，想在根据地坚持斗争越来越难。红2、6军团离开了湖南桑植，退出原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只知道要行动，并不知道是要长征。我们红军学校的建制变动，我和留下的400多名学员编成了教导营，随军团司令部直属队长征，教导营营长开始是余在海，到达贵州省毕节后由我任营长，政委是张平化，副营长是高利国。 教导营就是长征路上的红军学校，培养的是各部队未来的指挥官，培养他们是培养红军的希望，是培养战斗中的骨干与智囊，所以长征虽然十分艰苦，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却没有停下。教导营的学员们都是连级以上干部，所以上级规定除了掩护直属队（司令部指挥机关）的需要投入战斗外，没有上级的命令，一般不参战。实际上，长征途中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军追赶，天上还老有敌机轰炸，经常有仗打，不但要快速行军，还要与饥饿、寒冷作斗争，对于我们教导营而言，还要不断地学军事理论，研究总结作战方法，提高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所以长征之路对于我们而言是‘边走、边打、边教、边学’之路。由于当时学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行军当中，就采用‘三人小组’制，队列前后三人为一组，互相学习，要求是每天学会两个字。教员们还让学员们‘想一想’上一仗是怎么打赢的或怎么打败的，通过研究实战例子来总结经验，到了宿营地再组织讨论，或指定‘小先生’（文化水平高的学员）教战术或技术课。教导营的行军任务是掩护直属队，而直属队机关多，还有伤病员，驮骡队，行动不便。根据需要教导营的学员们就想办法延缓敌人追击的速度；做伪装迷惑敌人，让他们找不准大部队行动的方向。也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有些文化水平高些的学员，不管多苦多累，抽空把打胜仗的经验记在本子上。这批学员就在这‘边走、边打、边教、边学’中迅速成长起来，逐步掌握了自己带兵作战的决窍。 离开湖南桑植后，我们随红2、6军团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到达毕节后作了一次休整。毕节市地处黔西，是贵州比较大点的城市，人口约三四万。因为是城市，除了商业以外，三教九流什么都有。到达贵州毕节的第3天，军团参谋长李达找我去当面下达任务，说：“可能会在大定、毕节、黔西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这要看这次打仗的情况而定。贺龙司令员和任弼时政委带领主力部队暂时离开毕节，毕节留守任务交给你们，教导营暂时改为警备司令部执行任务，你就是警备司令员。你们现有300多人，都是干部，又都有枪，还有留在毕节的后勤、卫生、工兵部队，也由你们统一指挥。主要任务是稳定毕节的社会治安。”李达参谋长还特别规定了敌机来轰炸时，不准我们打（他知道我们长征路上经常打飞机），任由他们炸，不准我们还击。敌机发现不到什么自然就会飞走的。总之不准我们有反应。 接受任务之后，我、张平化、高利国和李奇柱（教员）4个人一起研究对策。首先我们进驻了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驻地（他们占用的是民房）。敌人早已逃之夭夭，人去楼空，但一切需用的设施仍在，办公室、食堂都有。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签发的大布告已在全市各处张贴，布告虽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形式，但内容清晰。布告规定了，为维护市区安全，不准10人以上结团行走，不准游行示威；规定了允许市场商品流通，但不准囤积粮食、食盐、烟酒；规定了鸦片为禁品等等。此时的毕节，到处是抢劫、偷盗和打黑枪，秩序极为混乱。为维护治安，警备司令部作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抓散兵游勇，实际上这些散兵很多已成了土匪，不是躲在老百姓家里就是出来抢东西、胡作非为，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我们研究之后采用了奖惩办法，由张平化政委草拟并组织散发各种传单，传单声明对这些散兵游勇揭发有赏（若干银元），隐瞒有罪。传单散出后有了威力，老百姓纷纷举报，交出藏匿在家里的这些家伙，大约有上百人。经过调查，我们对其中安分守纪的，经收容、登记注册，让他们集中住在一个大庙里，不单管他们饭吃，还给不少伤兵治病。因为有饭吃，以后他们就主动来了。对做坏事的则关进我们接管的毕节市监狱里面坐牢。 全体司令部成员，就是教导营的学员们，分布在市区重要位置放哨、站岗，并规定了白天要‘巡市’（即巡逻）2次，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夜晚巡市两次，晚10点和凌晨4点。当地有一个大教堂，神父、牧师已不知去向，为防止坏人破坏，我们封锁了教堂。保护有十字架的神台，禁止人员进出破坏。这些规定和做法影响很大，老百姓看在眼里，都说红军文明。商店陆续开门营业，街市治安开始转向稳定，秩序井然。 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不只这些，当时部队各项物资都极为缺乏，需要补充，我们继续散发一些传单，声明举报国民党留下的地下工厂、军需仓库有奖。很快就有市民举报。我们接收了一个国民党的食盐‘公买公卖处’，存有几十万斤盐巴，一块一块象石头一样。盐正是我们部队最需要补充的，许多单位早已没有盐吃了。我们接收后严格控制，发放到各部队去。还找到了小型的被服仓库，使红军战士每人增加了2条单裤。 后来，李达参谋长告诉我们，毕节市有一位开明绅士叫周素园，曾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他研究马列主义，相信共产党，愿意追随红军。政治部已将他接到机关住下，叮嘱我们要尊敬他。出于好奇，不少教导营学员们到他家里参观，看到他桌案上、书架上堆满了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报刊杂志。在这之前，我们行军到石阡县时，任弼时同志曾在营级以上党员活动分子的会议上，第一次给我们作了毛主席在陕北会议上提出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报告，这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了武装。我们见到周素园这样的开明绅士，就本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尊敬他。我们还听他讲述马列，的确很有水平。他本人积极要求参加红军。因为他很胖，行走不便，常常需要抬着行军。他在当地很有名望，和不少民团组织有密切关系。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反蒋抗日，在红军离开毕节前，贺龙司令员亲自把他们组织成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挂了牌，由周素园担任司令员。这件事在当地民众中影响很大，团结了一批人。 我们在毕节执行任务的13天里，对自己的同志要求非常严，未经批准的地方一律不准随便去。我们的学员在‘巡市’中发现毕节市有一家照相馆，教导营的绝大部分学员从来没有照过相，都很好奇。有的学员说打起仗来随时可能牺牲，照镜子看看自己却连个影子都留不下来，真希望能照个相留作纪念。离开湖南桑植后，在行军路上给每人发过两次零用钱，除了照一张相，还有多余的。于是我决定带领全司令部的人员到这家照相馆，每人用8毛钱照了张4寸的相片。第一次得到自己的相片，学员们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 这张相片就是这样来的，那时我18岁。这张相片能保存到今天，还真是不容易。恰巧当时我缴获了一本国民党军队编写的军事书叫《将校袖珍》，对教学很有用处，一直带在身边，这本书是皮面精装的，我就把这张照片夹在了书里，一路带过了雪山，带过了草地，直到今天。” 父亲结束了他的故事。“那现在这些照过像的学员们有谁还保存着自己的相片？”我问。 “不知道。打起仗来，随时可能会牺牲，教导营中的大多数人在以后的年月里陆续牺牲在不同的战场上了，连他们的名字，人们都记不到了，能活到今天的，相片也在战火硝烟中丢失了。这的确是最难得的纪念，看着它，我就能想起以前，想起毕节的那些事情，想起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们了。”(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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