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事业向民营化的转轨，不单纯是投入方式的变化，而且也是一场市场与管制、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博弈。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缔造好公共、民营合作的氛围

　　在中国，市政公用行业可称得是最后的一块垄断行业，几十年的发展，其存量规模现已十分庞大，而且每年还有数千亿元的投入，其收入也十分可观。但另一方面，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又很多。据调查，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基础设施投资只占GDP总量的1%，明显低于联合国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入一般不低于GDP总量3%-5%的比例，基础设施短缺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矛盾。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长期受“市政公用行业是公益事业，应该由政府统包”观念的束缚，从而导致投融资渠道不畅通，设施能力不够，运行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尽管目前有少量的民间企业和外资开始涉足市政公用事业的某些方面，比如城市供水、燃气供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但在这一领域，基本还是由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主导。

　　不过，这种情况正在面临改观。据有关媒体报道，在9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暨项目投资洽谈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中国将全面开放市政公用市场，允许国内各种资本和海外资金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各地的企业可以跨地区、跨行业参与市政公用企业的经营。

　　开放市政公用行业，至少有两个好处：对消费者而言，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着优胜劣汰的强大压力，必须不断提高效率，消费者因此则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从而使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对政府来说，公用事业的民营化意味着政府可以在财政资源之外，吸引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到公用事业中来，并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以既定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从而使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同时也可获得更大的政绩。

　　根据目前城市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500万-2000万农民转移到城市，为此每年要建设200亿平方米的住宅，而住宅需要供电、供水、供气以及污水处理，预计这样的过程要持续20到30年。从这一点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比中国更大，仅上海市一年的基本建设项目就超过了欧共体的全部。

　　民营化是中国市政公用事业的出路所在。事实上，对于投资市政公用事业，外资与民企的热情很高，一些地方也早就开始了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深圳市1998年就对公交线路运营进行了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实行招投标。今年7月，四川省出台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将城市交通专营权，市政设施冠名权、广告权、收费权、租用权，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市政公用设施设计、施工、维护等作业经营权等多项专营权全面推向市场。实践证明，外资与民企进入公用事业领域不仅可行，而且是有效率的。

　　但在为公用事业民营化喝彩的同时，也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民营化对政府的监管提出了挑战。比如，就市场准入而言，政府的监管构架还没有相应建立，政府应制定出公正、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则和法律，并在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二是市政公用事业的价格形成机制。因为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民营化的实现，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一定的价格机制支撑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回报机制，就不可能吸引多元投资主体的参与。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定价模式，依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按照成本加微利的原则稳步推进市政公用产品价格改革，逐步建立起激励社会投资的科学的价格形成和管理机制。

　　公用事业向民营化的转轨，不单纯是投入方式的变化，即由过去政府的单一投入变为政府、社会多元投入，而且也是一场市场与管制、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博弈。因此，为有效推进改革进程，开拓公用事业的“边疆”，政府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缔造好公共、民营合作的氛围。

　　（作者 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