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孙志刚之死直接触动了三位法学博士，他们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特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办法进行审查。

　　普通公民向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提出审查一部行政法规，自然有“石破天惊”的意义。近几年来，无论在民间还是在两会上，对已经实行了20多年、明显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收容遣送办法》的质疑的声音屡屡传出，但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当《立法法》赋予了公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进行审查的权利之后，今天终于有普通公民通过合法的、便捷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其结果如何，这都表明了我国法治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满足于“上书”行动本身，尽管这种进步令人惊喜。正如三位法学博士所担忧的———“《立法法》中规定了公民有提出审查建议权，但并未规定对公民建议的反馈程序和渠道”，“人家想理就理，不想理睬，就可能泥牛入海。对于一般公民来信，往往都转入部门工作建议了。”

　　“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这种情况在过去我们一点都不鲜见。对公民来信能转入“部门工作建议”就很不错了，更多的是“泥牛入海”。这不奇怪，因为从法律规定上，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国务院《信访条例》，均没有要求收信部门有必须给以反馈和答复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是“泥牛入海”，在法律上，“上书”的公民也无可奈何。

　　记得在今年两会期间，有一则“特快传递”的消息，说的是一个人大代表把20多封告状信带到了大会上。这位人大代表说，之所以告状人托他带信，是因为这些信件在以往寄到有关部门后“不起多大作用”，属于“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那一类。而让人大代表转交就不同了，因为有法律规定，收信部门必须给代表答复反馈。同样的一封公民来信，经不同的人传递，其结果就有天壤之别，这暴露出我们法律上的一个漏洞：公民来信该不该有一个法定的地位？

　　确立公民来信的法定地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须，是公民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必须，也是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的必须。公民来信，其内容无论是涉及大众的利益还是其个人的合法权益，都是法律赋予并受法律保护的，而保护公民的这个权利，必须以收信部门有尽快研究、解决、反馈的义务为前提。如果收信部门接到来信，随手仍到垃圾筐里，法律又对此不管不问，公民的这个权利的保护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是公民权利意识大大觉醒的年代，我们欣喜于每一个细节的进步，这也是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但同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为国家权力机关顺应时代潮流、改革不良积弊不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报特约评论员　艾君